中华民族对草原是有特殊感情的。究其原因，则大半在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当中的多数，都不曾长期生活在草原上。草原，曾经是农耕民族不愿意面对的事物：那里的人，是每隔几百年就要南下侵扰一番的侵略者，那里的风，是每隔几百年就要把小冰期带来的“噩梦”。
这种景象，在距今70年前左右发生了改变。为了维护统一、抵御更北方的势力分裂国家，草原上生活的各个民族成立了一个政权，为了和内地十八省相区分，凸显草原民族独立自主的形象，这个政权被命名为“自治区”。
自治区是真自治，而非假自治。国朝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这个自治权有多大，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民族地区的少数精英，认为自己本民族的自治权太小、太虚；而民族地区拥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广大群众，则认为自治权太多、太大。要之，制度的设计是一方面，人的执行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柳宗元说：“周之失，失之于制，不在于政；秦之失，失之于政，不在于制”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国朝第一个自治区，其实当中很多人是心向苏联的。于是，文革期间，自治区当政者滕海清制造了所谓“内人党案”，导致“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陷害，一万六千二十二被迫害致死”，自此之后，自治区彻底归化为中国的一个省级单位，再也不具备独立的任何条件了，改变了从秦以来，草原归而后叛、叛而后归的轮回。“内人党案”在20世纪80年代被平反，但死去的人，是再也活不过来了。
但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深知，我们要消灭剥削阶级，不是对他们进行肉体上的消灭，而是要对他们这个阶级及其阶级意识进行消灭。“内人党案”当中，死了那么多人，我们是痛惜的，所以要平反，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草原上是不是还存在与中央对抗、试图分裂国家、继续制造民族苦难的心。现在看来，似乎杀人易、诛心难。
草原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每隔几百年就能对农耕民族产生一次巨大的军事冲击，而非长久不息的骚扰，原因就在于其生产方式。有水草处，自然安居乐业，单于之力于我何加焉。若有敌人，则纵然千里奔袭，也要复仇。这就是草原上的风度。于是也产生了与之对应的政治风气。历代草原统治者，无论单于也好、可汗也罢，若是能带着兄弟们掠夺农耕文明的财富，则各部落支持你也么哥。莫说是侵扰长城内外，就算是越过巴山蜀岭，在苍山洱海搞一块飞地出来，兄弟们也是能做出来的。
所以，“虽远必诛”是草原的风度，而非农耕民族的风度。故而矫诏出兵的陈汤，取得了胜利，也遭受了弹劾，他不说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名言，可能也就是将功折过，说出来了，就是犯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大忌，落了一个流放发配的下场，最后还是篡位的王莽追封给他爵位。
如今，草原上没有了骑兵，但有了新型的武器。这武器说来奇怪，却是继承自魏晋风度的。一曰药，一曰酒。药和酒的结合，让草原的部落再次强大起来。君不见，草原的壮士有了药和酒，就可以远赴南越番禺捉拿仇雠，这可是当年单于可汗们都不一定能做成的大事，平定崖山，还得靠张弘范这种汉人呢；草原的壮士有了药和酒，就可以让全国的官方媒体一个个过上富裕生活；草原的壮士有了药和酒，还可以让意识形态部门当中的“两面人”在老大被抓之后，还能壮起胆子来，让蝼蚁们不敢说话，只是道路以目了。
草原，由于药和酒的支撑，在今天取得了远超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威名。
这就是草原风度及政风与药和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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