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阅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你的所有感受毋庸都是通过作者的文字叙述和语言表达带来的。作者不同的行文风格和用语习惯，自然会给读者不同的阅读感受。
作为编辑，我读过大量的文字稿件，也编撰过一些文章。如果说有什么是我觉得对普通作者写作最有益的指导，那么可以浅列两条：第一是真情实感，第二是简明。
写作需要真情实感，这个用不着多说。一篇文章，无论你的用语有多么考究、多么华丽，如果只是无病呻吟的炫技之作，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相反，一些文风质朴却饱含真情实感的作品，才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张中行先生在文章《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中，提到过叶圣陶先生在作文方面的一些态度和主张，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属“写话”。以下引原文：
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 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要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用语的可简而繁，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种类和花样都很多，……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势力越来越大，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广，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 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成为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 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成为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文中提到的用语“可简而繁”，在网络文学发达的今天，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为了撑字数而给文章“灌水”，一句话就能带过的事儿非得用连篇累牍地叙述，把一件事一句话翻来覆去车轱辘似的说了又说，文章的字数上来了，质量却下降了。
作文的真情实感和简明原则，早在古代就是文章大家的共识。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不仅是君子之道，同样适用于为文。我们可以通俗地将“文”理解为形式，将“质”看作是内容，文章是由形式与内容共同构成，不可偏废，徒有其表而不注重内容就会显得虚浮无物，只有内容而不加以修饰则会显得粗鄙。
有“文起八代之衰”之称的韩愈，他认为六朝以来那种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是“俗下文字”，而先秦和汉朝时那种不拘泥于形式、质朴自由的文风，才是扎根现实、表达思想的利器，所谓“文以明道”。
白居易和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中，也有响亮的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文反映现实，为现实发声，而不是沦为浮夸绮丽的空壳子。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自幼学习韩、柳文章，更是文章简明的力行者。相传欧阳修在翰林院当官时，有一次和三个部下一起出游，看到路边有一只狗被飞奔过的马踩死了。欧阳修便让这三个人将这件事讲述一遍。一个人说：“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第三个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听后笑道：“如果像这样修史书，一万卷也讲不完一朝之事。”众人忙问道：“那您如何说呢？”欧阳修答道：“‘逸马杀犬于道’，六个字足够了！”欧阳修对简洁文风的追求可见一斑。
那些具有极强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它们的读者对象是特定的人群。而普通的文章，它们的读者对象是普罗大众。如果一篇文故作艰深、不说“人话”，那它存在的意义也只能供少数人欣赏，成为一时的谈资，它所提供的社会价值只是暂时的而难成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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