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棒棒糖

        晚饭后，付老师的房子里挤满了学生。我逮着一个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的学生，问：“你们干嘛这么多人围着付老师？”“我们是来兑奖的！”那个学生从嘴里抽着一颗棒棒糖自豪地答道。

        “兑奖？”我一脸疑惑。

        等最后一个孩子离开，我跟付老师聊起了兑奖一事。

        付老师一边清点奖品一边说：“这个学期开学我便向学生许诺：每次考试有进步的学生都有奖品。”付老师接着说：“每次考试最多可拿四颗糖——达到及格线一颗糖，上九十分一颗糖，与上次比有进步一颗糖，徒弟有进步奖励师傅一颗糖。考试满分还有特别奖励——一个精美的笔记本。今天开奖的是这个学期的第四罐糖。”

        “四罐糖可是五百颗！这样做也有没有什么收获？”我翻着付老师的登分册问。

        “收获肯定是有的。泼了水总会有印子。”付老师说。

        “我这样做至少六年了。奖品从原来的作业本，到后来的五角钱，现在变成了棒棒糖。六年来，真正赢得特别奖励的只有侯韦洋、江炀凡、江勇增几个人。我还答应学生，毕业考试取得了好成绩的依然可以领奖。”付老师深情地说。

        泼了水总会有印子。为了这些农村孩子，这位攸县首届学科带头人，这位湖南省优秀教师，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也是蛮拼的。

        九年前，我从县城私立学校回到体制内乡镇中学。我的第一感觉是城乡教育差别越来越大：在农村中学，一个班只有几个学生在努力读书。这与私立学校情况完全相反。

        三年前，经常跟我一起打乒兵球的外生老师曾经跟我说：“下学期，完小将有七八个数学打0分的学生升入六年级。”我听了很是愕然。

        前不久，常跟我一起游泳的艾校长也跟我说：“他在一教学点上小学数学。全班十八人，每次测试十分以下的竟有五六人。”我听了更加愕然。

        外生老师是一个教龄超过四十年的资深数学老师，临退休还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学生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艾校长曾经是县城某小学的数学骨干教师，面对现在的学生也摇头感叹说：“如今的学生不是不聪明，玩游戏人人是王者，讲读书大多是青铜！”

        如今，在农村工作的老师真的越来越不容易了：成绩好条件允许的学生都削尖脑袋奔城里去了，留下来的多是些基础差习惯不好的留守学生……       

        虽然如此，那些奋斗在农村教育战线的老师们依然在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着。付老师如此，其他老师也如此。

        这个学年，刘老师依然担任八年级两个班地理教学。一年下来，刘老师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累之外，就是前所未有的无能为力。

        一年要完成两个学期的新课教学任务，还要完成四本教材的复习任务，超大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两个平行班近百人，在认真读书不到十人，七年级地理几乎没有入门。面对这些地理零基础的孩子，为了把“只只蚂蚁捉上树”，刘老师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刘老师不尽在上课时深入浅出，努力让每个学生课课有所得，还设立了奖学金，给予孩子们精神鼓励。一年来，刘老师自掏腰包五百元，奖励学生二十五人次。

        有同事笑话刘老师这样做得不偿失。刘老师也不争辩，她认为：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多拿几分，花这点钱值得。

        每次考试，陈老师给“单科优胜者”奖励中外名著；新学期开学，尹老师发动圈子里的朋友为她班上的学生捐来了数百本图书……

        窃以为，张桂梅老师教育扶贫的壮举感天动地、功高至伟；我同事们花在农村孩子身上的那些小心思同样感人至深、难能可贵。

        看到孩子们欢天喜地、心花怒放的样子，我敢肯定：老师的棒棒糖超级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