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大发国难财，使得他们家的财富可以富可敌国。这件事教科书当中往往讲得比较简单，只是简单地说他大发国难财。那是怎么发的国难财呢？
第一，最常规最普通的操作就是公款私用、公私不分。这种公款私用的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国民政府的国库几乎形同这四大家族（蒋、陈、宋、孔）的私人钱包一样，没钱了就可以到里面拿，里面没钱了，就开印刷机印钱。在这些人当中孔祥熙他又处于一个最为便利的位置，因为他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行长。首先他是财政部部长，掌握着财政经费的拨付、使用权力。然后他是中央银行行长，掌握着印钞票的权利。第三他还是行政院的副院长，掌握着一定的行政权力。这几个官衔全部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么就是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倒来倒去就把这些公款全部倒到自己家里去了。他们家现在需要用钱，首先可以在财政部先发起个申请,拟拨付行政院孔院长20万秘密经费使用，因为财政部部长就是他自己，肯定是同意拨付。然后钱就到行政院去了，那么行政院的孔院长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呀。那还是孔祥熙自己。就这么倒来倒去，利用国库的钱去支付他们家巨额的支出和消费。
第二点，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叫做侵吞、侵蚀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工业资本。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土不断地沦陷，在沦陷区里面，有很多民族工业，它必须内迁到大后方来。因为那些工业如果不迁过来的话，那么基本上上那些工厂、设备就等于是留给了日本人。所以，为了不把这些东西留给日本人，我们必须内迁大面积的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家、民族企业到重庆、西南等后方来。这其实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民族工业的爱国史。全部迁到西南后方来稳定之后，刚刚开始开工、投入生产之后，又要面对的是这些官僚资产阶级的巧取豪夺。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这种利用行政垄断力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巧取豪夺，不断地去侵蚀，把大量的这种民族资本家的民族工业据为己有，去蚕食他们以敛聚巨额的资产。曾经有一个英国的报纸,这样评价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这种民族工业的内迁史，它既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的爱国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那些官僚资产阶级的狂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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