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大春 版权方： 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写作文，是让很多学生及家长头疼的事儿，所以从作文“宝典”中寻找捷径便成了常见的方式，但如此寻找既可能于分数徒劳，亦可能于提高个人写作水平无甚裨益。
有感于家中孩子苦于应试作文及语文教育，更长期受困于各种不假思索的空话、套话和口头语，作家张大春创作的新书《文章自在》，以七十余篇文章演绎写作之道，既谈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的看法，剖析常人习焉不察的种种说话恶习，也示范各种写作技巧。同时征引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等名家文章各一篇，进一步阐述文章的妙趣、语言的美好。
当下，年轻作家在市场上看似所向披靡，风头正盛，但文学水准始终难以抵达上一代人的高度。或者说，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更像是面向市场适销对路的商品，快产出与快消失是这类作品的两大矛盾特征。或正因此，张大春担心在作文教育的熏染下，“（学生）积习渐久，‘日后华文世界好的作家出现并不容易’”。
诚然，没有谁天生就能妙笔生花，即便如同莫言这样的著名作家，亦无法做到所有题材均手到擒来。写文章，虽有遣词造句这样的基本门槛，但门槛之上，更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作文本人对题意的理解，对自身经验的有机整合。在张大春的“惯用语+生命经验+掌故传闻=成文”基本作文框架中，“生命经验”权重占三分之一，足见其对作文本人“破题立意”的高度看重。立意要求锲入个人的“生命经验”，这其实也是区分同一命题文章不致人云亦云的关键所在，这同时也是常言道的入脑入心。有趣的是，虽然张大春拟就了作文的基本框架，但又诙谐地指出，“写文章有没有公式？如果实习班的老师一定说有，那可能是他生财的工具。”
张大春认为现在的孩子们“脑子里动词太少”。这一问题的出现，原因不在于孩子缺乏想象力，而是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去参与更多生活体验。
另一方面，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其意大体是说文章往往体现了一个人的阅历、性格和思想，即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好比我们从李白的诗中可以读到洒脱恣意，从刘禹锡的诗中则会领略豪迈。如果文章千篇一律，纵使摘艳熏香也难避空洞无物，又何谈好文章？
张大春说，“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细嚼其意大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章是个人经验能力的积累与展现；二是学无止境，文学攀登之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要想写出能够流芳百世的雄文，最终还得跳出“功名”的羁绊，毕竟自古以来能够流传下来的文章鲜有源自科场。
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作文本是练习写文章，但在应试教育下的命题作文却与文章割裂开来：写文章，是我手写我口，是自主思想的训练；写作文，却是要揣摩出题人之意、应和题旨，学生往往编织语言疲于应付。文章本有法，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有神采、有特色、有风格的方法，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唯有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方可体会文章的乐趣，也才能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非用后即弃的资格。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
各级考试“诱导”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人们通过了考试，却会更加打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作文这件事：以为那不过一个跨越时费力，跨越后却可以“去不复顾”的门槛；一种猎取功名的、不得已而施之的手段。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终始，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
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作为一个现代语词，“作文”二字就是练习写文章的意思。
练习是一种手段，必须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确的目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写作文，目的是在升学考试拿高分、进名校。这个目的相当明确，可是人人没把握， 老古人早说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谁知道批改作文的试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坏呢？于是，原本明确的目的变得模糊，练习写文章多少带有试运气的成分，这也是老古人面对考试结果时早就流传的无奈结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闻问，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 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拼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说得再明白一点：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古人的是怎么作文章的？
以这几个古人的故事来说说这文章的作法。他们是：洪迈、苏东坡、葛延之。
洪迈是南宋时代的博物学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坚志》、《容斋随笔》至今还是文史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材料。相传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这段话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说杂文——甚至可以看成是与科举作文无关的娱乐文字了。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虑迈向巅峰的四十五岁左右，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官，日日在学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拟诏书。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要草拟的文告特别多，不断有上命递交，自晨过午，已经写了二十多封诏书。
完工之后，他到学士院的小庭园里活动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攀谈之下，发现对方出身京师，为世袭老吏，一向在学士院处理庶务，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见苏东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职下来，如今子孙也承袭了他的职掌，自己已经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闲养老。
洪迈一听说老人见过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不觉精神一抖擞，把自己一天之内完成二十多封诏书的成绩显摆一通，老人称赞着说：“学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见。”洪迈还不罢休，忍不住得意地问：“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他没有想到，老人的答复如此：“苏学士敏速亦不过此，但不曾检阅书册。”也就是说：当年苏东坡写文章是不翻阅参考书的。这一则笔记最后说：洪迈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惭愧不已。
这故事的教训，难道是说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必须腹笥宽广、博闻强记，把四书五经之语、诸子百家之言，都塞进脑壳，随用随取，才足以言文章吗？看来未必，因为苏东坡自己说过，文章该怎么写，才写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斋随笔》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韵语阳秋》、《宋稗类钞》之类的笔记上，还有一则记载，说的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儋耳。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有一个大粉丝，叫葛延之，是江阴地方人。他听说苏东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踪，自乡县所在之地，不远万里而来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盘桓了一个月左右。其间，葛延之向大文豪“请作文之法”。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你看这儋州地方，不过是几百户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从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却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样东西去摄来，然后物资才能为己所用。所谓的‘一样东西’，不就是钱吗？作文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笔记所载，苏东坡原话是这样说的：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领了教训，把这话写在衣带上。据说，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时日里亲手制作小工艺品作为答谢，那是一顶用龟壳打造的小冠，苏东坡收下了，还回赠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
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
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
这首诗不见于《东坡集》，依然可见学士风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这两句话用苏东坡关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论述来说应该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学实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华天分，于是以自己为反讽教材，慨叹智虑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时甚至正因为露才扬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疮。对于一个憨厚朴实、渴求文采之人而言，这真是深刻的勉励与祝福了。
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处之求好，毕竟不是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
写好玩的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楣”的恐惧。目前会考学科之外以作文六级分为录取门槛就是这种手段的极致。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阕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 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作课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命题与离题
命题有时要直白，有时要隐晦，不一而足。有人在作文之前必须给自己命题，有人在行文之间反复改题，也有人文成之后不知所据何题，随手下个“无题”，也交得了差，或可能无碍于是一篇文从字顺、言之有物而成理的佳作。
从技术面来说，也有不同的立论。有人以为命题必须覆盖全文要旨，有人以为命题只须透露一篇肯綮，还有人觉得随便从文中捡出一句数字，足以识别，也别具神韵。这些见解或习惯，本无是非高下之别。
可怜的是，学子在应付作文一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别样的心思和顾虑，他们一向只能从“命题必须扣合全文要旨”这一个角度去看待文章，所以作起文来，就是牵连几段文字、引录几条铭言、运用几则故事，“顺题就范”、“鞭思到轨”，猜解、追随着命题先生框设在试卷上的题字，来拘絷自己的思想。出题的人就像是主子，作文的人也就成了奴隶。主人若是宽大些，题目显得触机可发，活泼灵动，人们已经称颂不迭，以为这难能可贵了。殊不知题目既出，主奴之分已定，把这份课业操持个十年下来，不免感觉俯仰随人，偏偏上了中学之后，正是青少年想要建立自主性的时代，岂不益发厌恶命题作文？
在教学现场，为师者必须设计两种相辅相成的课程：
其一，选佳作名篇数十纸，掩去作者名字并题目，让学子精读数遍之后，另出机杼，代原作命新题，之后再对比于原题讨论损益离合，正反偏侧。这样实施，尽管在精神意义上看来不免唐突古人，可是对于学者掌握篇旨、凝聚思维、萃取文义等各方面的训练（特别是经由广泛的讨论之后），都会有所裨益。
其二，予学子一段议论、故事或情境描述，多不过百数十字，少亦不过百数十字， 供其揣摩，尔后发展成一文章，并自订一题目。这种教学练习若能施之于大考，就连命题也可以包括在计分范围之内。若施之于大考会引起不易甄别的争议，则于平日课堂练习时实施。在我看来，让学子既能体会阅读消化的思想，又能操持命题用意的权柄，才是完整的作文功夫。
我有过一个经验， 某日整顿数十年前大学用书，见有开明书店旧版《谈美》、《谈文学》、《文艺心理学》等，忽然想起这三本书的作者朱光潜在引进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之直观美学理论时，曾有“彼岸意识”一说，是当年我们读书时老师每年都极重视的立论，每见于考古题中。这一段记忆之深刻，让我几乎就把“美学”、“朱光潜”、“直观”这几个词语都划上了等号。当下灵机一动，这不也可以把来写成一篇文字吗？
问题是题目该如何订定？《论彼岸意识》吗？《说说距离美》吗？《总看着远处的风景》吗？《生活在他方》吗？用这几个初拟的语句作引子，我就逐渐捉摸出别样的意思，想要写的“题目”慢慢浮现，居然变成了一段和朱光潜或克罗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感怀——“人生之不满足，行处皆有，我们只能作选择，或恐常觉得没有选择的那一处、那一人、那一事、那一境才可爱、才值得，于是只能留下日后无穷的追悔。”
这已经远离了我先前整理老旧书籍时的所感所悟，但是也只有在这几个句子浮现之后，文章似乎才可能真正成形。这时，我给订的题目是《鹦哥与赛鸽》。你看，与原先的发想复相去几何？但是这个题目让人猜不透，猜不透，不就召唤着想看下去的动力吗？更要紧的是，鹦哥也好、赛鸽也好，就是两则精练动人的小故事，破题说事不讲理，便把原先想讲道理的心思按捺住，文章绕进故事里娓娓道来，就显得舒缓多了。
这篇文字的最末，原本是这样一个句子：“说得多么透彻。”写完之后，我总觉得欠缺神采；因为扣题太紧，略无舒缓从容之趣。于是又补了一句；评点了一下王国维的联，那是与题目、题旨无关的闲话。我反而想要强调这样的笔墨，建议学写文章的孩子们多加体会。要知道：文章结在该结的地方固是好处，荡开一笔，更有风姿。
鹦哥与赛鸽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里的一则小故事流传至今，连初中国文课的补充教材都收录了。
故事说的是东南吴地有一大商人段某，养了一只极聪明的鹦鹉，能背诵《心经》、李白诗《宫词》，客人来了，牠还会唤茶，与来者寒暄；主人自然是加意疼惜宠爱。段某忽然犯了事，给关进牢里半年才放回来，一到家，就跑到笼子前问讯：“鹦哥！我入狱半年出不来，早晚只是想你，你还好吗？家人还都按时喂养你吗？”鹦哥答道：“你给关了几个月就不能忍受，跟我这经年累月地在笼子里的比起来，谁难过呢？”
段某闻听此语，大为感悟，遂道：“我会亲自送你回你的旧栖所在的。”果然，段某专程为鹦哥准备了车马，带着牠千里间关，来到秦陇之地，揭开笼子，哭着把鹦哥放了，还祝福道：“你现在回到老家了，好自随意罢。”那鹦哥整理了半天羽毛，似有依依不忍骤去之情。
日后吴地商人有从秦陇之间回来，常有给带口信儿的，说这鹦哥总栖息在最接近官道的树上，凡是遇有口操吴音的商人经过，便来到巢外问：“客人回乡之后，替我问问：段二郎安好吗？”有时还会吐露悲声：“若是见着了，就说鹦哥很想念二郎。”
这故事说的不只是生命对自由的渴望，也是对囚禁的依恋。甚至也可以这么看：对自由的渴望与对囚禁的依恋也许还是一回事。
人生八苦之说俗矣！八苦之中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三语实是一理。大约描摹出为情所苦的滋味：愈是处于分离之际，愈是爱恋难舍；愈是朝夕聚合，愈是易生怨憎；愈是不能尽为吾有，愈是求心炽烈。“围城”或“鸟笼”之作为婚姻之隐喻，钱锺书反复申说，今人也耳熟能详了。而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名之曰“彼岸意识”，谓人身在一境，辄慕他方，总觉得“对岸”的风景殊胜。换用俚语述之，则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显然不只是视觉的问题。
小说家黄春明有一个常挂在嘴边、却始终未曾写出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养了好几笼赛鸽的人，特别衷情而寄望于甲、乙二鸽，日日训练群鸽飞行时也独厚此二禽。唯甲鸽善飞而较温驯，乙鸽亦矫健而较野僻。大赛之日，甲鸽一去便没了踪影，倒是乙鸽比预期的时间早飞回来一两个小时。眼看就要赢取大奖，偏偏主人与这乙鸽的情感不若与甲鸽那，乙鸽逡寻再四，就是不肯回笼。主人只有一个法子：开枪射杀之，取下脚环，前去领奖。然而若是这样干了，一只可以育种的冠军鸽也就报销了。若不及时取下脚环，这养鸽之人多年来的心血也就白费了。两权之下，他会做出什么决定呢？
黄春明在此岸、观彼岸；至彼岸，又瞷此岸，总觉得另一个结局比较好。既不能决，就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揭之以为小说立旨布局之难，却被另一位也写小说的楚卿听了去。楚卿先给写出来了，也发表了——以赛鸽喻之，脚环没取下来，让别的饲主捷足先登了。
人生不可逆，唯择为难。行迹在东，不能复西；王国维“人生过处唯存悔”之句，将“挂一漏万”的懊恼，将life is elsewhere的倾慕，说得多么透彻——显得他自己对的落句“知识增时转益疑”反而境界偪仄，落于下乘。
引起动机
“这个世界与我无关。”
受够了世事扰攘、人我纠纷，我们总觉得自己有权利这么说、这么感受、甚至这么生活着。然而不能。我们总会受到陌生人或远方故事的牵动，尽管与自己无关。
这个从无关到有关的触动相当微妙，尤其当触动的机关是：这一切应该被看到，应该被写下来，应该有更多人注意……
试想：一个原本与我无关的生命，如何引发我写成一篇文章呢？
通常，作文训练就是按题演绎，小学生如此，中学生也是如此，乃至一生一世为人，皆以为如此。累积许多年经验，往往是拿到了一个题目，顺从其旨意，掌握其范围，连缀字句，铺陈见闻——或许还要添补情感。殊不知大多数的人作文——可能还包含着无奈而讨厌作文——都不是因为脑中字句不够、见识太浅，而是由于这被动。
不过，以下这篇例文恰恰不是这么来的。它的写成，也正好反应了一连串动机的触发，请容我先条列如下：
一、某日早起，不断地在脑中盘旋着《你来》这首合唱曲的旋律。（然而还不构成写作的动机）
二、读网络新闻发现：有好多首我已经哼唱了半辈子的歌——包括先前提到的这首《你来》，居然出自一位独居在德州某老人公寓的女士。（然而还不构成写作的动机）
三、这位女士在一场火灾中受到慈济功德会的照护。（然而还不构成写作的动机）
四、被救助者会不会使用“景仰”两个字去赞美提供人道协助的单位呢？有点可疑，感觉像是救援者借着被救援者表彰自己的功绩劳苦……（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大安心的感觉来了，这是动机吗？可疑）
五、提供人道协助的单位显然只顾着报导自己的慈善，从头到尾不知道他们所照护的这位女士是许多美好歌曲的作者。（动机有点加强了）
六、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歌词作者的晚年，似乎走进了自己的歌词里。或者应该这么说：她年轻时写出来的歌，竟然和多年以后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若合符节。（这种混合了悲哀与奇妙的感伤，的确应该放在一篇文章里表现吧？）
七、写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还要交歌词呢！（这个世界好像还是与我有点关系）
“这个世界与我有关。”
从无关，到有关；一篇文章的动机就是这么产生的。
设问
一般作文章，就是说话让人听。设问则不然，此体要让读者不单是听者，还处于一个发问的地位。屈原《渔父》、枚乘《七发》皆如此。
由于经常要答复一些社群媒体上的来函，或者是演讲场合里的提问，脑海之中，不免会漂浮或激荡出自己原先想过以及没想过的问题，也由于是答客之问，就跟自己读书、阅世、处人之际所思所虑者又有不同，其间参差，正好成为启动文章的关键。
而应对客问时必须转出一个“体察他者之所需”、而非“提供一己之所能”的考虑，是以并非每一个议论题目都能这样写。有些时候，提问比答复更要紧，我就常常被问得猝不及防，发现提问者求知之心比我更加迫切，而他们也往往心有定见，只是找我印证一番，甚或只是想借我的嘴说出他想听的话而已。
一般而言，设问都是虚拟出来的，作者假借有一角色“做球”，令作者便于立题，规范了议论的战场；此设问之“设”的用意所在。写作文的时候，不妨变用这个方式，既可以化身成追问的人，再设计一个答问的人；也可以化身成答问的人，而设计另一人提问。善用此法之旷世高手就是庄子。在他的书里，提问与被问者千变万化，层出不穷，有老子、有孔子，也有历史上知名的帝王、隐者，也有神话里出没的神仙、术士，还有他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角色，将议论一波一波推叠升高，让道理一重一重揭橥明朗，而一问一答的隐性冲突也会让说理这件事有了戏剧性的起伏。
以设问立体之文不常见，原因可能有相当隐晦的层次，比方说：我们并没有、也不大鼓励像庄子那样大胆诘难或推倒学术权威的性格气质——这里面还包含了些许乱以他语、满不在乎的性格，并非正统或主流教育所欲推广。近百年来，国人中小学语文和文学教育之触手独不亲近、追摹庄子之学，恐怕也就源于他那漫衍变化、踪迹难寻的诸般质疑设问，确乎令方正规矩之士穷于应付罢？
以下有两篇例文。
第一篇，就是寻常的答客问，所谓“Q＆A”。一般而言，“Q＆A”若是即席提问、当场作答，受访者的意见任人处置，也就无从施展作手。但是，电子沟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势。很多时候，访问者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次提出五个、十个，甚至更多的问题，受访者如自有作意，是可以打造出文章意思的。
由于“Q＆A”看来未必有完整的逻辑，我在回答《作文十问》的时候尽量想办法让前一个问题的答案跟后一个问题像是接卡榫一样地卯在一起，以便读者能够顺畅、流利地串接起我对作文这件事的整体主张。
第二篇例文虽然没有往复辩难，但是刻意用一种看来答非所问的手段，将我关心的意见反套在提问者的疑惑之上，改变了说理的路径。在我看来，设问文章真正的核心技巧，是答问者转移了提问者关心的主旨。
另一方面，我选取了两个不同来源的提问，两个提问者所关心的事不一样，所期待的答案也不同，然而我把他们编成一股，借由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摸索推进的技巧，最后，让一句话贯串起两种“对写作抱持的遥远憧憬”。
作文十问
一、考作文应该吗？
答：“应该”是一个武断的词。某甲之视为应然者，某乙不一定视为应然。以考试的功能性来说，凡是对升学或生存竞争有利者，人们多半不会反对。考作文的应然与否，在这个前提之下就转化成考题之平易、活泼、切近生活和锻炼语文能力之精进与否了。我在念高中的时代，见识过一个大学联考的作文试题：《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语源出曾国藩，考后舆论大致认为“略见难度，但是十分具有鉴别学生程度的能力”。
还有一个外交人员特考的作文题：《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原文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说人的才学贵在能致用，题文也切合外交专业的志业所需，并不冷僻。试问，这样的题目要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之中考出来，出题试官岂不要丢饭碗？
一个能虚心累积的文化不怕考任何东西，只有急功近利到不能好奇求知的地步，才会问：“为什么要考这个？”“为什么要考那个？”对于考作文有焦虑的人或许应该反向思考：其所焦虑者或许不是写作的形式，而是“说话”，只有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的人才不能面对写作文这件事。考，不是问题。字句的组织才是问题。
二、认字的多寡对作文有差别吗？
答：有的。不过不只如此；认字的深浅更切切关乎作文的能力。我们的教育体系一向订有识字程度的量化标准，小学低、中、高年级乃至于初中、高中学生应该认得多少个字，似乎各有定量。然而，几乎没有任何正式教材辅助学生理解字源、语汇、形音义构造变迁的种种原理。
换言之，学生从一翻开书、拿起笔，就是死写死记，到头来，异禀者胜，熟练者佳。但是人们终其一生根本不能认得几个字本身之所以构其形、得其音、成其义的故事。也正因为识字浅薄，用语俗滥，写起文章来，当然不免人云亦云了。看来能写得出几千个字者，在日常层次上能够不写别字、不读讹音、不会错意，已属难能而可贵，但是，这样究竟能不能算是识字呢？很难说。
三、作文里多用成语会比较好吗？
答：成语的沿习，不应该以多用少用为标准，而是以当用不当用为标准。如果是为了“精简文字”、“渲染典雅”、“类比故事”甚至刻意“游戏谐仿”，这都是有动机、有目标地使用成语，自无不可。使用成语的诀窍就是“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用得勉强，一如东施效颦，反而弄巧成拙。
四、您个人几岁开始写作文的“启蒙”？
答：小学二年级给《国语日报》写《我最喜欢的水果》。那是一个经由发表来刺激写作动机的活动，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五、听说您小学到中学都持续参加征文活动，请问参加征文真的有益作文吗？
答：这是一个值得演绎回应的问题。请容我把“征文”两字扩大来发挥。据说：征文，是为了鼓励创作。一般的假设是：得到鼓励的人会更加有兴趣。但是得不到鼓励的人（数量更多）会不会因而退缩而厌恶写作文呢？这是要多想想的。
征文乃是为限量发表而设计的活动，不是直接为普及作文教育而设计的活动。我的体会是：学校、社区或者地方教育行政单位以及关心语文养成教育的媒体应该把“征文”拆解成更多样的发表活动。
以丹麦、北德地区的戏剧学校为例：他们每年举办大型的巡回戏剧节，学生参与、包办一切节内活动（甚至包括饮食、园艺、环境管理）。把“发表”的意义扩散到全面的语文沟通、创意分享和公共服务之中，学生经由长期的浸润，经由表演活动的各个语文接触层面，不只是学会了“写一种作文”，而是学会了几十种功能不同的书面写作，其中当然包括了情节天马行空的虚构的故事、节目单上的广告文案、招徕观众参与活动的逗趣笑话，以迄于社区公园场地申请书。作文不只是制式的说明文、抒情文、叙事文、议论文等寥寥数端，而是更广泛的语言活动。
六、孩子写作文前可以给他们什么练习？
答：说话。父母跟孩子们说话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建议看到这一个题目的父母：回想一下自己过往跟孩子们说话时经常论及的主题、经常使用的词汇以及经常遂行的思维逻辑。由于言人人殊，没有可资比长较短的标准；但是总地说来，如果父母想要帮助孩子、使他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少些痛苦、多些愉悦，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能体会“准确表达思维、感受”的重要性，就不得不经常地跟孩子们进行广泛的对话。让他们尽可能不要暴露在恶质谈话内容的环境之中（如观看电视政论与八卦节目），总之，父母要为孩子打造丰富而深刻的语言环境。
七、对您个人而言，对写作文最有帮助的事情是什么？
答：选择性地阅读以及造句练习。名家名作似乎是人人有机会接触的，毋须我多费唇舌介绍。造句练习则是很值得有心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从事的游戏。父母可以让孩子把一句话铺衍成三句话、五句话、八句话，也可以请孩子将一大段话浓缩成几句话甚至一句话来表达。老师更可以在作文课上要求孩子用五十个字、一百个字甚或三百个字来发挥一个题目，也可以将现成的一篇名家名作缩写成几十个字、甚至几句话。能够长短自如地操控语言，才能够掌握精炼的文字；而操控语言的核心课题是思考，是明白自己的意思。
八、对您个人而言，对写作文最有伤害的事情是什么？
答：不经思索地说话，以及经常听那些不经思索而发表的谈话。
九、写作文最痛苦的是构思，请问您有什么建议？
答：一个题目出现在眼前，它的每一个字与另一个字有着各式各样的关联。我们往往会从题目中的关键字着眼。比方说前文提到的《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风俗明明是长时间里多数人形成的共识，为什么会维系于“一二人”的心态或意志呢？那么，这“一二人”想必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人。应题作文者自然得举出他所见所闻、所知所识之人，来印证这个论述。以“一二人”而能形成长时间多数人的共识，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再或者，当大多数人长时间都服膺于“一二人”心之所向，这会不会是一个百花齐放、诸子争鸣的时代呢？又或者，当“一二人”对于长时间大多数人的共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的时候，这“一二人”是不是应该比大多数人更加临渊履薄、戒慎恐惧呢？更或者，“一二人”心之所向，会不会也是由于更古老悠久的风俗所影响而形成的呢？所谓“构思”不是发明，而是根据已有的寥寥数语，铺垫出写文章的人自己的感情和见识。
十、如果面对一个害怕作文的人，您会给他什么建议？
答：不怕、不怕！没有人能检查你的思想，因为你本来就可以胡说八道！
草蛇灰线
首先，让我们假设一篇文章的题目也就是先前所说的“谜底”是我们的作文的主旨。随便举个例子：《台北的夕阳》。一颗孤伶伶的夕阳，怎么能铺陈成什么主旨呢？纯粹从天文物理的角度看来，台北的夕阳和台中的夕阳和京都的夕阳和巴黎的夕阳，一定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至少没什么深刻精神内涵的差别。
要拿这几个字当题目，又不想流于俗套、沦为纯粹写景的呻吟之作，不免要涉及作者对于台北的某种事物、现象乃至于生活价值即将黯淡、消失，而颇可凭吊的感触。那么，我们就得在设想这题目的时候，埋伏一点“话里的话”，也就是掌握和“日暮”这个时段有关的感触。
通常，我们管这隐藏于内在、看来不十分明显的意思叫“草蛇灰线”。它在文章的前段露出一点痕迹，在文章的中间又随时现出一点一点的形影，到了文章的后段，或以直笔点明、或以曲笔附和，好让那看似零零落落的、闪闪烁烁的字句，串连成一个完整的意念。
比方说底下这篇也用黄昏为幌子的文章，说的是同里湖这个地方的即目之景，像夕阳一样无力的陈年旧事、街头琐事、家常小事——啊哈，还有国家大事。这就是讽喻： 一点儿都不疾言厉色，但是意味幽长。有趣的是，内文几乎没有关于黄昏景色的描绘， 情调却非常黄昏。
同里湖一瞥黄昏
“同里”二字有个讲头，据说在数百年前，此地经济发达，人称“富土”，可是朝廷以为这名字太夸炫了，便给拆了头、黏上脚，拼成另外两字，即是“同里”。
同里为吴江八镇之一，也是大苏州区的知名古镇，都说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前去旅游的人不时会听说：这地方已经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名单；但不知这一类的遗产该属谁继承，又该由谁挥霍。
大约一如这世界上经由联合国点召认可的其他遗产，同里古镇在大体上依然维持了古旧面目，游屐交织，运作的却仍是现代资本。令人心疼的交易触目可见，那是“遗产级”观光业核心的廉价劳动。
比方说：南园茶社内侧临河，开轩迎水，波光可掬，一小姑娘迎着落日画夏荷图， 工笔七彩不打稿，一张卖二十四块钱人民币，万一撞上了不大讲究艺术评鉴的好客人， 一整天大约也出不了两张。再比方说：唱着苏州小调拉麦芽糖的店家，一句一张弛，八句唱罢，恰好招来围满半圈儿的听众，然而，裹糖收款的程序仍旧是缓慢的、甚至是懒散的，余音绕梁略久，看热闹的大多也就散了。
这些营生还好过三桥边拿小铁钳剥芡实的老太太。老太太就那么晾在一张泛着油光的老藤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钳着芡壳儿，和街坊们指点着过往的路客。路客几乎不知道她是在做买卖；卖的也不是芡实，而是“绕绕糖”——老太太脚旁的小招牌上是有七个手写大字：“回忆童年绕绕糖”。我猜想那童年应该随着三桥流水打圈儿转悠，也不知道是流逝着，还是萦回着。
这些都在古镇西边，较近于落日之处。若从此地冲东走，经过河沿儿上新开的咖啡铺子，可以稍事停留。这铺子之所以看似有一种不合地宜的新风貌，当归功或归咎于三面落地长窗，并不十分肖古。但是长窗之中，有熟女一名，正在替她的伴侣掏耳朵，其凝神致志，会让人想起毫芒雕刻。这绝非现代人或后现代人的表演，还真是启人遐思、令人神往的旧日家常，相信连古装大戏的专业编导也刻画不出。
若不愿流连于此窥人家务，大可以继续前行，约一根烟的行脚，便来到“退思园”外了。此处的戏台宽绰，可容大武生连打四十九个飞腿。若是来得巧了，黄昏也不急着赶人，游客还能看一折宝莲灯。戏是老熟的，倒是演华山圣母的花旦要比演陈香的娃娃生还年轻几岁；不过，哭儿哭娘之情一点也不做作，激动之中还颇有几分从容，不像是下了戏还要回家忙做饭的。
戏台前的三杆十丈大旗还绣着对子，应该也是申报遗产单位的巧思。可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概不很明白对联有什么意思，他们所在意的，可能是另一幕景象——
若在晴日清晨，顺着地上的旗竿日影而行，来到竿影尽处，向右一张望，就可以看见一栋古风盎然的建筑。楼高三叠，白墙黑瓦，上书“同里影剧院”；行款虽然有些轻重不均，书家大概也练过几年端楷。看来略显突兀的，是一楼正面悬挂的红布白字标语：“人大换届选举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人们生活在这样的遗产里面，有时不免要退而思之：什么是大事？想到大事，就觉得遗产里还有些负债，尚未清偿。
用字不妄
刘勰的《文心雕龙》不容易读，但是有些句子所带来的启发，使人终身受用。在这本书的《章句》篇里，有这么一段话：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仅仅是这么一段，就是漂亮的行文示范，带给读者一种层层渐进、又徐徐递出的美感。
这篇例文是根据“字不妄”的结论展开。讲究准确地用字，与不去计较俗写、正写这两件事看起来有些矛盾；我们总有机会自问一声：究竟书写求其当、修辞立其诚的计较，该到什么程度呢？仅此一问，也不会有标准答案，似乎只能归诸“文章千古事”的下一句——“得失寸心知”。
于是，以下的例文有一个假设：无论题旨如何展开、篇章如何组构、意思如何发挥，归根结柢，还是用字的审慎。
我在年幼时读过胡适之的《差不多先生传》，多年下来记忆犹新，而今常闻人说：写字看得懂就好，又不是中文系学者，计较那么多干嘛？仿佛中文系学者关起门来跟自家人讲究文字是桩见不得人、也不应拿出来见人的事。说这话的人可能会在别的场合、别的情境、别的事务方面有所感怀，说不定还会羡慕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社会的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技术上用心推求，处事精巧。偏偏对于本国文字、语言，以及非透过语文工具而遂行不可的思想却极其不愿下半点功夫，懒得问路，或许就走不出一步。
在我的脸书里，愈来愈常见这样的信件：“请教您一个问题，‘焠炼’与‘淬炼’何者为正确的用法？我查了‘教育部’的字典，看到的是‘淬炼’，但我印象中应该是火字旁。”
紧接着的另一则留言，是这样的标题：《一摊水还是一滩水》，“你好，大春先生，又来请教您了。刚刚在写噗浪（Plurk）时用到这个单位，不明了哪个正确。直觉上我会用一‘摊’水，查了一下手边的国语活用辞典二〇〇五年出的第三版，第二个解释这样写着：‘量词，多用于表示液体或湿润物的聚合体，例如：一摊烂泥。’不放心， 又查了网络上的‘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有关滩的解释，第三个这样写着：‘量词。计算扩散成片的糊状物或液体的单位。如：两滩血、一滩烂泥。’我被雷到了。”
提问的人如果手边有足够详瞻的“大字典”，不难发现：“淬”的正确性无法取代；它就是锻造金属材料之时，将稍红的锻件浸水降温，以增强硬度的一个程序。职是之故，“淬”还能引申出提炼中药的“醋淬”之法，以及“浸染”、“冒犯”等义。回头说来：在“冷却锻件”这个意义上，“焠”和“淬”没有差别；唯“焠”字另有“点燃”、“烧灼”的意思，则与“淬”就无关了。
至于“滩”字，除了表达“水浅多沙石而流急之地”、“水滨平坦之地”而外，的确也有用于平面之上、形容液体的量词，“一滩水”、“一滩血”，都是正确的用法。唯“摊”之用于此，也只能说是无关正误、随俗通假，毕竟从原始字义上说，“摊”字虽有平铺、展布的意思，却很难用以形容一片薄水。“摊蛋皮”之“摊”、“摊苦差”之“摊”以及“摊债务”之“摊”，都是此字作为原初动词的意思，对照了“滩”来看，与血与水的关系，恐怕还是要让给三点水的“滩”字来摊派。
这么几个对中有错、错中有法的字算什么学问呢？
看似不必计较的文字之所以会让人计较，正是我们喊了多少年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还能够苟延残喘、不绝如缕的重要原因。某一世代之人（还未必是多数），受了一种敬惜文辞、不苟声义的教育（还未必如何高深），就会认为章句、训诂必有达解而不移，这是一切教化的基础。讥嘲这样穷极无聊、追根诘柢之人的也所在多有，以为凡事何必这么认真？馆子的点菜单上不也把“炸虾饭”写成“乍下反”，厨子能识得出、做得成、端得上桌，不就结了？
一些回应
写文章，好难──
好文章是从对於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从自己口袋裏掏出来买东西的钱。累积好逛市集的资本，写文章就不难。
我对文学没兴趣，何必学作文、写文章──
作文当然不是文学，也不以训练文学家为目的，但是作文并不排除文学。不仅如此，还与万事万物、各行各业、诸学诸术都有关。如果有一个又一个的题目，能够勾动你去反刍你那不得已而然的生命，你会觉得那是中文系、作家、或者是作文专业老师才看得到、听得到的事吗？
作文都是八股文，很无聊──
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八股」二字以讽作文考试。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还能引发、诱导并锻鍊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离合章句；条陈缕析，辨事知理。
考作文，唉──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拚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馀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怎么“另辟蹊径”──
一般说来，真正的好文章不会是他人命题、你写作而成就的。但凡是他人命题，就只好换一副思维，把自己的文章当作谜面，把他人的题目当作谜底。你周折兜转，就是不说破那题目的字面，可是文章写完，人们就猜得出、也明白了题目。
如何加强写文章的能力──
戒掉废话，乾净俐落地说话。打消我们日常口语中毫无意义的口头禅，有如清理思考的芜蔓，掌握感受的本质，这种工作不需要花钱补习、买讲义、背诵范文和修辞条例，它原本就是我们自有自成的能力。
作文不只是制式的说明文、抒情文、叙事文、议论文等寥寥数端，而是更广泛的语言活动。
写文章怎麼可以套公式──
如果不只是调度有限的嘉言名语，投机讨巧，而是将这公式移作思考游戏，锻鍊出一种不断联想、记忆、对照、质疑、求解的思考习惯，何尝不能在更广泛的生活场域上打造出行文的能力呢？
用字斤斤计较，有必要吗──
像是患了强迫症一般讲究文字形、音、义之正确与否的人不无道理——没有这样的人，就不容易传递基於文字而产生或召唤的信念。
孩子为什麼讨厌写作文──
因为我们从小教孩子作文，多半只教他们应和题目。若培养孩子对许多不见得有用的事物产生好奇、并加意探索，便能引导出乐趣。
文言文是古人的语言，都什麼时代了还学它干嘛──
国语文本来就是文白夹杂，使用者随时都在更动、修补、扭曲、变造我们长远的交流和沟通工具——包括把“女朋友”说成“女票”、把“甚麼时候”说成“神兽”、把“鼓起勇气”说成“古琼气”，也随时在增补修缮破坏重组这一个语言体系。我尽管未必习惯或喜欢，但是从来不会去谴责教授先生们一向嗤之以鼻的“火星文”。同样的道理，对於流传了千百年而仍旧为人所使用的语言，我也不觉得一定只该被现代人鄙夷、抛弃或遗忘……国语文教育真正的问题不在两种语（文）体之对立互斥，而在教学实务欠缺融通变化；还不仅是独立一个科目的教学实务，更牵系著各科知识能够被学生理解的根本。
好的国文课本应该是──
我只能这样想像著：有朝一日，国文课本的每一课都是一道人生的谜题，从一句俗语、一篇故事、一首诗、一首流行歌曲、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出戏剧、一栋建筑、一套时装、一宗古董……一幕又一幕的人生风景，提供学生从其中认识、描述并解释自己的处境。
从概念到方法，从说明到例文，从白话到文言，从形到神。
好文章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写文章是自由、能真实表达自己、技法多变的乐趣。
“作文”原是“练习写文章”的意思，但随著教育模式已变成“被动地写命题式文章，且作为考核之用”，学子没有热情，师长也苦恼，但求早早脱离考试制度。
但写文章不应以考试为目的，也不以成为文学家为目的。文章是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国语文修养，是一种沟通管道，好文章能让我们对人世的理解超越时间。
三个“S”
一篇情节推动足够丰富的叙述文通常包含几个能够带给读者快感的“S”：surprise（惊喜）、suspense（悬疑）、satisfaction（满足）。
内在动能强大的故事几乎不需要什么技巧，比方说：有一个你信得过而精神状况并无不佳的朋友忽然告诉你他撞了邪、遇见脏东西，哪怕说得支离破碎，首尾不全，你也会为之忧疑惊惧，甚至夜寝不宁。“入局”的程度，可能远超过看一部惊悚电影。这是基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可以称之为特殊阅读合约——而达成的效果，未必可施之于一般作品。一段也许能够感人的故事，最糟的就是说坏了，说坏了就令人来不及有感。要说得让台下人不至于提前把台上的戏给散了，就得在说故事之前先问：我该让谁说这个故事？故事可能是某甲遭遇的，内容关系到某乙和某丙，而影响到某丁，某丁居然毫无所知，却让某戊受害最深，受苦最大，最后真正能理解这其中意义和价值的居然是某己，而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某庚却被误会为主导其事发展的幕后主使之人。
好了，该由谁来说这个故事？
以下这篇例文没有那么复杂，可是我的确为如何展开述说而困扰了很久。应该从那个绘本的神秘作者的角度写吗？不对，她是故事里一切情感的发动者，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她启动了什么。那么，从幼稚园园长的角度来写呢？也不对！若是让园长开启叙述，不免会让一个具有温情的故事变得说教味十足。那让餐厅老板说吧？还是不对！因为一个正常生活着的餐厅老板，实在不必那么多事地为人诉说一个与他无关的故事。然而，故事的确是他告诉我的。那时我问他：“店里有没有包团满座的生意？”他说：“当然有。”语气很不服，像是我太瞧不起人了。接着，就是这个故事。我说这个，目的在于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谁的故事？小说作者、电影甚至电视剧的制作人和导演都常问这个问题，熟练的编剧在写作之前会自问好多次。这是谁的故事？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的认知：这个故事使谁经历了最大程度的冲撞、或是谁的感受最强烈？以及最有叙述能力者是谁？这两个问题都不会有标准答案，但写作的人不得不问、再问、以及再多问几次。原因可能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故事的资格。
例 仙女未曾下凡
仔细算来，大约就是这时节，我的老朋友郑安石所经营的法式餐厅刚好满三十年了。三十年觥筹交错之际，自然有很多故事。我常在午后或傍晚抽空去闲坐片刻，听他漫谈。有时一事说过好几遍，讲的人不记得，听的人也不在乎；却颇有助于双方逐渐因年纪而退化的记忆。倒是昨天，我头一次听他说起店里的仙女下凡。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冬之交，午后休闲时分，他忽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拨打的是位女士，言词间带着冒昧打扰的歉意，大约是担心安石把她当成穷极无聊、没事找事的闲人：“请问你们这里是长春藤吗？”“请问这是一家餐厅吗？”“请问你们的墙上是不是有一张画，画着一位仙女，手里拿着一枝玫瑰花？”
安石告诉她：没有仙女，但墙上是有一张画，画着个手拿玫瑰花的姑娘。对方像是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秘密，语气立刻兴奋起来，随即告诉安石：她是一所幼稚园的园长，每天都要在午休之前为园中的二三十个小朋友读些绘本故事。最近她读了一个绘本，描述的是在我们这个大城市里，有一家名叫“长春藤”的餐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了一个手持玫瑰的仙女。这位仙女每天晚上过了子夜十二点，就会从画里走出来，打开餐厅的大门，邀请路上过往的孤魂野鬼进来，飨以美食和好酒——可想而知，这是一个交融着中西祭飨神话、流露着生死分润情怀的故事，过了子夜，于人鬼易主的缥缈虚空之中，画上的仙女体现了消弭恐惧的好客热情与慈悲心意。
由于是童书童话，安石并未十分在意，十多年转瞬而过，当他跟我转述这一段往事的时候，连那绘本的书名、角色、作者或结局都不复记忆。但是他还记得：那位幼稚园园长订了一席餐饮，说要在圣诞节的晚上，招待全园的小朋友来长春藤亲眼看看仙女和她手上的玫瑰。到了日子，园长和孩子们都出现了。可想而知：小朋友们都非常兴奋，故事里的角色就在他们的眼前；故事里的场景也就在他们的足下，每个人都不时地走近画像，数记着时间，争看子夜时分仙女是不是真的会从画中走下来，来到他们的面前。在我这听者主观的想法里，的确希望孩子们在子夜前就被爸妈带回家了，否则仙女不下凡的场面一定很杀风景。然而——据安石的记忆：孩子们都撑过了十二点，也都发现了画自是画、姑娘自是姑娘、玫瑰自是玫瑰，而故事毕竟只是故事。安石则得到了园长馈赠的那童话故事的影本——因为园里只有一本，而市面上似乎找不到另一本了。事隔十余年，连这影印本都不知去向——坦白说，我比安石还要懊恼。
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令我感动的，不只是仙女和她推食分润孤魂野鬼的情意，还有茫茫人海里来自陌生人、并付与陌生人的善念与同情。据安石推测，那绘本的作者，应该是长春藤的某一位顾客，在看了墙上的画之后，设想了这故事，并且将之完成付梓。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园长，她在为孩子们讲述这个仙女故事的时候，一定反复想象着餐厅的具体样态，也深信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里的某个角落，一定还存在着连孤魂野鬼都愿意喂食的分享之地。在十多年前，网络搜寻尚未普遍的时代，她可能翻了电话簿、或是问了查号台，就是为了印证这世上有没有那样的仙女。我想是有的，从精神意义上说，那位园长和作者都是这样的人。
从容
《包龙眼的纸》是一篇绝妙好文，作者林今开先生，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号《文星》杂志，一九八一年编入中兴大学国文教材之前已由皇冠出版社收录于集中。这篇文章的好该怎么形容呢？我会这么说：如果你是在一张包花生米的印书纸上读到了这篇文章，不经心地看了一句两句，就会自然而然看下去，直到读完纸上所载，都忘了该配几口陈高。万一文章没刊完，你还会抢忙冲出去买第二包花生米。《包龙眼的纸》是一篇叙事杂文，讲的是林今开先生亲身经历，他在一张包龙眼的英文杂志纸上看见一篇文章，作者是个曾经在一九五一年间飞运农药到松山机场加油的美国机师欧尼尔。文中盛赞台湾机场的领班工人如何身着毕挺西服、口操流利英语，文质彬彬、风度翩翩地执行搬运任务。林今开先生以为作者恭维太过，而现实不符所书，其事必有可怪之处。然而原文不过是将就包装纸的尺幅而呈显，中间还有些残破，一时间不能解疑，不得不访察考证。读者会为林今开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究而感动，也不免会在篇末得着答案的时候会心一哂。若是说到了作文章，《包龙眼的纸》更突出地示范了一种不疾不徐的从容。何以致此？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急着给答案。
今天我们说人不会写文章，文章不好看，说穿了就是不会做人。不会做什么样的人呢？千万别以为答案是不会做好人，应该说：今天的人不会写文章，全是因为我们不会做有趣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有趣的人？我后面会说，现在先说作文——林今开先生把全文的重心放在令人不敢置信的误会上，借由作者不相信角色的叙述，令“质疑”成为推动阅读的力量。这样的文章不会出自一个爱教训的人，更会令人想起“夫子循循然善诱人”的话；恰恰就是这不说教的意思、善诱人的手段，让散文焕发光彩。
循循，说的是一阶一步、次第分明，不外要使学习者自发地掌握求知线索。即使在不像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学问上作学问，也还作得那样津津有味。更要紧的是，在已经知道答案（欧尼尔是怎么误会台湾的？）之后，不但不急着揭示答案，还老是兜着自嘲多事的圈子，这更十足掌握了“缓慢”的情味。我们今天教中学生写作文很难，那是因为他们在当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就给打坏了底子。我们从小教孩子作文，就只教他们应和题目。什么是应和题目呢？说穿了，就是说教；就是抢着、忙着、急着给答案。你看看：《礼貌的重要》、《上进心的重要》、《道德和学问哪个重要》……诸如此类。如此写到后来，什么都不重要，只有看不起作文最重要。当人们可以不写作文之后，甚至会以为：文学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尽教人说些假话的玩意儿。我们在学会那样写作文的同时，也失去了认真对许多不见得有用的事物产生好奇、并加意探索的能力。是了，对许多不见得有用的事物产生好奇、并加意探索，这便是有趣。
例 包龙眼的纸林
今开我从巷边水果摊上买了一斤龙眼回家，吃过了，却不知道什么味道，我竟被那张包水果的破纸吸引住了。那是一张被扯开的英文刊物双页相联的单张，印刷很精美，虽然有点残破；上面刊载着一位署名欧尼尔撰写“飞行搜奇录”，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这位老飞行员记述他在北极飞行所见的奇景，非洲上空与巨鸟相撞的惊险，西班牙的艳遇，罗马的受骗……种种奇闻怪事，最引我注意是一段描写在台湾的见闻，文端有个很醒目的小标题：“最文雅的苦力”，我将这段残缺不全的文章摘译如下：一九五一年的一个夏天的午夜，我从泰国国驾着一架运载农药的专机飞抵台北机场……（残缺）……由三辆卡车运来一批温文尔雅的工人，他们大都穿着漂亮的外衣和皮鞋，有的戴着很合适的领带，也有……（残缺）……他们拥进了机舱，起初我很疑惑，以为海关派来这么多的验关员，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卸货工人，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好礼而高雅的机场苦力，由一位头发灰白而精力充沛的领班带头做工，显然他们水准相当高，每一位都能辨识装箱上面的英文字；动作敏捷而谨慎，不像一般机场搬货工人，把东西乱丢乱摔；最难得是他们互相礼让，彼此呼应，好像一个大家族在假日野餐聚会中所表现愉快和合作，这是世界最文明国家机场所见不到的景象。货都卸好了，那位年老的领班和我握手鞠躬，虽然他不会说英语；但由他的诚挚和虔敬的表情，我知道他是向一个在深夜里由异域飞来的飞行员致由衷的敬意。我站在驾驶室门口，望着这一群可爱的苦力乘着卡车在铺满了月色的机场上疾驰而去，
我仿佛感觉在这个夜晚误降在地球以外的地方，或者是地球上的一个新的奇妙境界吧？在这古老、文明，而讲究礼仪的地方，我看到孔夫子的后裔有礼貌，而尊重地工作着，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如果我……（以下残缺）我对欧尼尔所写在台北这一段见闻录很怀疑，我不相信松山机场有如此高雅的起卸工人，因此，我将这张沾满了龙眼汁的包装纸，放在太阳下晒了一晒，再将裂处用透明胶带黏补起来，寄给在台北一家航空公司服务的朋友，问他这是哪一家杂志的出版物？可否找一份给我看看这篇文章的全貌？欧尼尔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又请他就便打听松山机场对起卸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服务队，像那位老飞行员笔下所描写那么高雅的工人？四天以后，我收到这么一封回信：
开兄：
现在我明白了你始终胖不起来的道理，你花几块钱买了一大包龙眼，心犹不足，还要在包装纸上大动脑筋，这样做，包你活不长命，但是，我又不能不满足你，承询各点，谨答如下：一、经查本公司几位外籍工程人员，据他们说：那可能是英国航空协会出版的季刊，但是，他们手边都没有这种刊物，又不知卷号，无从查考。二、查本公司历年人事卡中，无欧尼尔其人，至于其他公司无从查起。三、关于松山机场卸货工人，我和他们经常接触，他们还不错，但从未见过像欧尼尔笔下那样高雅的工人，如果他有意替我们捧场，你何必挖疮疤呢？如果他写神话，你又何必认真呢？朋友！我赞成你多吃龙眼，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如果你吃了几颗龙眼，又在那张包水果的破纸上大动脑筋，消耗去更多的维他命，岂不是“得不偿失”吗？随函寄上那张脏兮兮的破纸，把它扔掉吧！
你的朋友×××上
我并不听话，还再到那个水果摊去买龙眼，希望水果贩能给我几张类似的包装纸；可是任凭我在纸堆中怎么翻来覆去，找不到。老板说：他记得有一捆像那样子的印刷品，都包了龙眼给顾客带走了。我并不灰心，要继续找路子查证那篇文章。我写信向台北飞机场、台北海关等机关查询，他们都说：这事至今已隔十二年，既不知航空公司称号，又不知道收货单位，实在无从查考；接着，我又上函经济部、农林厅、农复会、粮食局、糖业公司等单位，查询在一九五一年夏天曾否空运进口一批农药，这架货机在深夜里降落卸货，他们回答全是“没有”。我终于得到一个“有”的回答，这回答是来自美援会。但是，当时起卸工作并非由该会负责，何况至今人事全非，资料不详。
我又根据美援会提供线索，继续追踪访问了好几位机场货运起卸作业人员，由他们片断的记忆，剪接成下面真实故事：
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午夜一时十分（正确日期，至今未查出），美援会秘书长王蓬正在他的公馆熟睡中，忽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那是松山机场给他紧急通知：美援会空运进口一批农药的飞机已经降落，因这架飞机负有急迫的任务，临时决定续飞往东京，限当夜三时以前起卸完毕；否则，将先飞往东京，以后再想办法将农药转运来台湾。当时美援会空运这批农药，为了抢救当时台湾某些地区所发生虫害，既然已运抵松山，自然非设法起卸不可，但是，在三更半夜里，临时到哪里雇工人呢？王蓬秘书长思索一下，想起这时候，整个台北有一位官员必定还在办公室里，他是粮食局长李连春，通常他和重要随员在午夜二时以前，很少离开办公室。他于是决定挂个电话给他试试看；如果李局长也没有办法，只好让飞机飞走算了。午夜一时十分，李连春局长接了王蓬的电话，他毫无犹豫地回答：“当然，当然要卸下来……我负责，三点钟以前……来得及，来得及！你先派人到机场等我的卡车好了！”
李局长把这件事告诉随他同甘苦的高级僚属，他们都大惊失色，这件事怎么好轻易答应下来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没有问题，我做给你们看！”李局长说：“马上打电话到车库，通知值班司机，在五分钟以内，开两部卡车到办公室门口，耽误一分钟就要受处分！”四分钟以后，办公室门口传来响亮的卡车喇叭声，除留下一位秘书和女工友外，三位高级僚属都被李局长带走。“开往松山机场！”一位僚说。“不！”李局长说：“开南阳街。”当两辆卡车在寂静的街道上奔驰时，三位僚属相对无语，但心里都在疑惑着：那条街全是机关行号，没半个工人寮，开往那里去干嘛？车开到南阳街街口，李局长说：“开到单身宿舍。”他们走进粮食局单身宿舍，把一个个睡得像死猪的职员都叫醒，限他们在五分钟内，穿好衣服，锁门登车。当卡车向松山方面疾驶的时候，有一位职员轻声地问：“科长，什么事呀？”“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们押到松山去枪毙。”车厢后座冒出一句话。
这句话却使大家笑得精神起来了，在那里原有一个古老的刑场，此时在夜风呼啸中，真的令人毛骨悚然。午夜二时四十分，这两部卡车装满了农药，药箱上坐满了公务员，驶回粮食局大门口。有一个人从局里疾奔出来，他紧紧地握着李局长的手：“李局长，你……”这个人是王蓬秘书长。李局长却变成欧尼尔笔下的领班。
——刊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号《文星》杂志，一九八一年编入中兴大学国文教材。
本书记录了张大春以其多年与文字为伍的经验、对现前作文教学环境的观察，提出见解，也引导读者体验写文章的自由乐趣。建议大家都看看，对教孩子和教自己都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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