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江南气温也是在11月底升到20度以上，走在上海的一些街区，不时闻到桂花香。俨然一个暖冬的预期，可是这周末强冷空气行将骤然而至，让这个冬天的天气一下子不确定起来。
事实上，现在有什么是确定的？黑天鹅也好，灰犀牛也罢，正是当下的社会的常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正是...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这是马恩全集里的一段话。而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则对比“资本主义是其自身的掘墓人”的说法，进一步认为自反性（reflexivity, 也有翻译为反身性）正“创造性的毁灭”现代社会的成果，也构成了现今“风险社会”的微观基础。所谓风险社会首先要明确风险已经日益成为个体和社群生活的日常的一部分；并且现在的风险的主要来源已不是前现代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工业社会的革命、社会转型乃至（社会、经济）危机，而是日常的人类实践和社群互动。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实践恰是人们认为的理性实践，或者是人们试图直接或间接掌握自己命运或者左右他人命运的互动，因为这些实践和互动具有反身性。也就是说个体或者社群因为意欲掌握世界的实践或互动而给自身带来了风险和危机，进行“自我伤害”,并且这样的风险因为这样的根源特性而防不胜防。刚巧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某大V写到“还有什么黑天鹅快点一起来吧，这样明年能少点”，对此，我只想说明年及以后只多不少，风险已经常态化。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试图用“流动”的概念描述这样的现代社会的实践和互动，即个体、社群、社会像液体一样流动，这种看似拥挤而快速的流动。
“法律权利所描述的个体的状况与事实上个体的机会，也就是说对自己命运获得控制与做出他们真正渴望的选择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大而且越来越大。”但是另一方面，个体化的结果却是个体需要越来越对自己负责任，也就是社会和权利的个体化下的法律和规则使得人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去责怪自己的悲惨境遇，除了自己的懒惰和散漫之外，他们不会也无法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除了勤奋还是勤奋，他们别无他法”。这也就能理解那一类“可怕的是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努力”的鸡汤文流行于世的现象所在。飘零在这个流动的社会中的个体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还往往成为“替罪羊(scapegoats)”、“背锅侠”，而回报的权利却又是那么的不具体、难以支配或不可执行。真的，“个体”太难了。这种情况下，个体很自然的被诱使去寻找解决方案，试图“找到像衣帽架那样的那样的柱子，让害怕着的个体可以把他们自己的恐惧放下挂在上面，哪怕只是片刻也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当下社会，互联网平台成为个体生活的依托，并不仅仅因其可能的共享效应带来的经济效益，背后还存在着个体希翼共同平台来搁置流动带来的焦虑、忙碌和恐惧的需求。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下个体趋之若鹜的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集体马拉松、跑团等等各种“表演会式的共同体”，也都让个体能暂时脱离开不停的流动而歇一歇喘口气。
就这样，流动的社会加剧了对平台的依赖，可是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体事实上并不拥有实质的公共品，也没有形成公共利益。在公共购物平台上，个体并没有集体议价的能力，有的只是所谓团购定价；在公共短租平台上，大家并不能形成集体行动，也无公共权益，有的只是被迫互相提价、恐慌，大家通过公共平台短暂的群租在共享空间，还以的是戒备、乃至侵害。因为凡此种种，个体不停的在寻找公共空间和渴望与失望中挣扎。
流动社会中，个体的私域被不停的被压缩和被窥视，然后人们不得不努力用时间换取更多的空间，包括那些虚构的公共空间（比如购物平台上的讨论区，而“这些公共空间鼓励的是行动（比如下单购物、微商、广告、支付等等），而不是真正的互动。”），也包括看上去的私人空间和小团体。
然而，即使部分个体获得了专有”空间“，物理空间也好，社会空间也罢，又都是那么的短暂易逝。比如劳心劳力获得的社会阶层，并不如前现代社会抑或工业社会那样固定。流动社会的阶层更像会员制，并非加入后一劳永逸，而是需要“持续的被更新、确认和检验”。个体即使有幸被流动社会赋予了这样的机会的同时，也赋予了相应的责任，即个体必须要变成新的身份所需要的那样，过上那样名副其实的生活。也就是说，个体化过程中，个人首先要从原有身份网络中抽离脱嵌(disembeddeding)，再嵌入（re-embed）一个新的阶层网络。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利用阶层性的集体力量弥补个体自身的弱势，阶层的集体活动需要向那些更高社会等级的人开放，开放个体的生活和信息。阶层网络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也不保证总是存在新的成员资格的节点，可能在某个个体费心劳力接近时随时节点消失、网络关闭。迫使着个体不断的移动，“没有‘功成名就’的希望，没有休息，没有‘达成’的快意，“没有可以使人打消疑虑、停止担忧从而放松的到达目的地的满足感”。个体可以完成脱嵌，却无重新嵌入或者说稳定嵌入的希望。这一点也不比挑战前现代“天赐身份链条”中的位置来的容易。
我们不停的发现，在这样的流动社会，得到不那么容易，失去却是分分钟的事。也就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晏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既然守住既有的已经让人筋疲力尽，有些人选择脱嵌的同时不再嵌入，生活上选择“死宅”，婚姻上选择“单身”，职业上选择“自由择业”。还有所谓的“丧”，是个体一种看似主动的被动，也是一种看似被动的主动。
电影《无名之辈》，在天台上，“眼镜”广生向大头道出“真真”事实上的身份状态后，有些观众为“李大头”说出不在乎“真真”的过去而只在乎她以后，坚定要娶她的桥段所感动。剧中“大头”显然没有get到“眼镜”的一番苦口婆心，“眼镜”的一直是想告诉“大头”问题在于“真真”在乎不在乎他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他在不在乎“真真”的过去和“未来”。片中尾声部分广生用土枪对着“真真”要求她不能对不起“大头”， “真真”应允了，枪口对着，当然也是编剧的要求（当然同时也忽略了现实中，像“李大头”这样的没钱的小镇青年能够娶到在小城市见过更多市面的“梦巴黎”的技师已是不易）。其实广生晓得人们来到了城市，谁还回得去？也就是说，流动，并非盲目的流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当是人们流动的首选。
不得不说，城市，尤其大城市，是女性生存和生活的更佳场所，也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女性在大城市，选择更多，空间更大，流动的城市社会则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宽容，即便女权和"me too"沸沸扬扬的贯穿着整个2018年度，但都还基本局限在几个大城市。
可是这两年一线城市让流动的人们颇有些失望，在原居民和早期定居者眼里流动的个体已逐渐成为“门口的陌生人”。流动的路线和方向悄悄的发生了变化。“眼镜”胡广生想必是父母在广东打工时出生，然后被送回贵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长大。是的，时代发展很快，时间过的也很快，早一批的留守儿童已经成人踏入社会。等到“广生”们长大，广东已经未必有如呈现给他们父母那一代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即使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广生”在靓丽的写字楼加班完毕之后，也只是拖着疲惫的身体乘着地铁回到城市边缘的租房，那些早早辍学的“广生”已不像他们父母辈那样“流动”，去大城市谋生，当然现在的大城市也未必欢迎他们。胡广生也没去“三和市场”，就在家乡那个十八线小城镇待着了。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小城镇，阶层、秩序也是固化了，或者说更为固化。要想出人头地、扬名立万，光是靠一个“勇”也是没戏了。
对于小镇青年“广生”、御宅族、城市中产们等等，流动似乎都一下子僵住（frozen）了，城市中产流动在拥堵的上下班路上和出差的高铁飞机上，小镇青年在十八线县城和乡下来来去去，御宅族下楼拿个快递外卖则可能是走的最远的路。他们也许还在流动，甚至是加速的流动，但是路径却是固定了。而这样的固定，很可能已经是幸运的了，因为一不小心，就“下流化”了。《下流社会》一书中基于报告发现在日本，“不考虑将来的事，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期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想违心的虚度此生”的特征往往是重要的下流指示/指标（indicators）。所谓“离开平台，你啥都不是”“善待你的单位”，“要有吃亏精神”等等话语规训并非没有缘由，也许明年、后年会发现只因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就进入了人生“胜利组”。接下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带着不安而不是期望进入2019。
就这样，处在一个日益僵硬的流动的风险社会，个体是不停再嵌入还是持续脱嵌，进攻还是防守，是一个问题，也是方法论，就像足球，有几年，攻势足球大行其道，而又有些年，防守足球总是获胜。对于当下，基本上，我依然维持之前所写《有份工作就是很幸福的事》文末中的观点，此外再特别强调
1、防守优先（包括注重身体健康、日常安全、持有现金（别动不动去开个民宿创业什么的））
2、应对当下面对风险的更好方式提高反脆弱性；
3、重新定义期望值；
4、重视长期关系，家人、老朋友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尽可能结婚成家，建立双赢的思想（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实在不想成家的去一本书《无缘社会》再做决定；
5、时光逝去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注意力也是我们在当下最重要的资源。不要被太多的枝枝叉叉殆尽了我们的注意力，把握重要的事情。
6、同意现在把“很多原本是阶层差异造成的矛盾归咎与性别矛盾”的观点，所以两性（夫妻、情侣、乃至路人）少些对抗多些友好；
（断断续续差不多写了一周，现在据称已经飘雪了。）
附参考书目：
《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 著
《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 著
《自反性现代化》，乌尔里希.贝克 著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三浦展 著
《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大前研一 著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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