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斯泰德是一位在谈起家人时眼睛就会放光的人。
—— 霍氏好友 Hein
霍夫斯泰德，荷兰学者，“全球20大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之一。
2017年4月3日， 译者王烁应邀来到了霍夫斯泰德教授的住址荷兰艾德市。这是她在两人会面后不久写下并发布在@简书的纪实文章，也是译者与作者共同种下的一颗引进版新书的种子。
《文化与组织》译者王烁与作者霍夫斯泰德
首次见面是在一个早上，一见面老人就在我的面颊上轻吻了三下，这是荷兰式的见面礼。在路上，老人谈起了他与中国的渊源。他曾是香港大学的特聘教授，到过中国好几次。在香港，他与另一位跨文化学者彭麦克合作，共同开发了他的第六项文化维度长期—短期导向。彭麦克是跨文化领域著名的学者，对他我也是早有耳闻。从见面的宾馆步行10分钟就到了他的家中。他的家在公寓的最顶层，很漂亮也很整洁。在门口我们看到了他的爱人。走近之后，她用温暖的手握着我，带我们进屋，还很贴心地为我们准备了咖啡和点心。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一天的谈话。
还没等我发问，两位老人就主动介绍起了他们的家人。老人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格特·扬·霍夫斯泰德在瓦格宁根大学任教授；三儿子是一名外交官，娶了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人妻子，他们有三个混血宝宝；四儿子在北京大学留过学，与他的法国妻子共同领养了两个中国孩子，一男一女。据他介绍，他与妻子麦克的婚姻很稳定，四个儿子的婚姻也都非常稳定。他现在有10个外孙，其中五个是中国人。两位老人分别88、86岁，都精神抖擞、思维敏捷，而且两人都可以自己开车。他们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到了老人的书房，看到我的博士论文就摆在书桌的正中间。老人开门见山地说：“我非常喜欢你的论文。我从你的文章中了解到了中国文化本身的不确定性。你的文章启发了我看中国的思维方式。”
老人接着说道: “我主要关注方法论。你没有使用所有的维度，只用了其中的两个维度，这点我很赞同。”
此处交谈1小时，无录音记录......
霍夫斯泰德教授与他的妻子
对话实录：
霍氏: 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思，我们确实对中国的许多方面很感兴趣。我的五个外孙都是中国人，当然他们受荷兰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你什么时候毕业？
我：预计6月2日答辩。
霍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唯一没有被苏联打败的人就是芬兰人。芬兰人变得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可以把苏联人打败。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是很好的人。我们家都是外语狂，四儿子会说汉语，大儿子会说丹麦语，麦克（他的爱人）是法语老师，会说意大利语及西班牙语。在我们搬到巴西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教法语，但是她学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她对这些语言都有涉猎。有一次数了一下，我们全家会说的外语语种有13个。
我: 哇啊，看来您全家人都很有语言天赋。
霍氏: 有没有天赋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感兴趣。我可以教四门语言，法语是第一外语。我从未掌握流利的法语，直到我到枫丹白露教书。我注意到说法语的人或是拉丁语系的人们从来不纠正他们的老师，但是我有一个小窍门: 下课后我们一起去酒吧,我说任何能帮助我纠正法语错误的人都将会得到一杯免费啤酒。结果这招很有效！你做老师喜欢的事情还能得到一杯啤酒。我需要说法语，因为跟我的外孙女尼娜对话时，我必须说法语。他们在法国住了8年。我们在战争期间学了德语，当年德语是第二外语，英语是第三外语。
我: 我有一个问题，您说到地理纬度、人口规模和国家财富可以预测权力距离。地理纬度和人口规模都不能更改，那么财富是否可以预测权力距离?
霍氏: 主要是看谁排第一，谁排第二? 比如说美国人相信个人主义可以预测财富，但是我根据数据推算的结论显示，这不是真的。如果财富增长了，那么个人主义也同样增长了。如果财富不增长，那么个人主义也不会增长。所以财富排第一，个人主义也是会随之发生的。权力距离也是一样，权力距离从父子两代人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年轻一代有着更低的权力距离。格罗宁根大学的Beugelsdijk和Maseland重新研究了我的问卷，结果显示我的价值观指数几乎没有改变。Beugelsdijk是跨文化领域最有前途的人，他在我的母校工作。他是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其实是他的助理。他对两代人进行了比较，老一代人更加服从权威，年轻一代更少服从。这可能也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关。
我: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您提到当一个国家财富增长时，其民众也就有机会获得各种资源，从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要国家依旧贫困，民族就不大可能向更加阴柔气质的价值观转变。经济发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繁荣会哺育宽容，而贫困会滋生焦虑。其实经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不是说有钱了文化就会改变?
霍氏: 我足够灵活，如果你是对的我就改变主意。
我: 哈哈！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国家开放了之后，经济就会增长。经济增长了，其他改变也随之发生了。
霍氏: 中国会有很多矛盾, 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你看我的刊登在《国际商务研究》杂志上的文章的时候，就可以发现矛盾之处。
我: 为什么?
霍氏: 因为美国人总是混淆个人和社会。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英国前首相曾经说过，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研究都建立社会层面，实际上整个欧盟都是建立在社会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的。有些英国人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个体上的，而美国的情况更胜一筹。我收集了一些数据足以证明企业主管的社会的责任是一项很重要的品质。欧洲不是移民社会，而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都是移民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那里出生。比起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对个人的成功更感兴趣。
我: 有人说您的理论过于陈旧，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霍氏: 参照Beugelsdijk和Maseland的文章， 我有时候把自己跟达尔文比较，在达尔文发明进化论之后，有很多人批评他。最后他说: “好吧，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进化论的发明之父。” 《文化的效应》这本书第1版和第2版完全不同。这30年来所有的建议、批评都反应在1982年这一版。大部分人从未看过这本书。
（霍氏从书架抽出一本书继续说道）这本批评我的书来自于普林斯格出版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很多人用我的名字发表论文，然后说他们不同意我的理论。但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同意什么，只不过是使用了我的名字而已。
我: 我发现大多数批评您的人都没有国际经验。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也有很多人批评我的文章，觉得我关注的不是重点。后来我领悟到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一旦走出国门，这些他们觉得不是重点的东西会马上对他们重要起来。
霍氏: 完全正确。你用了范式，我创建了范式。我来自完全不同的学科，所以我用了技术上的专业名词: 维度。我试图去展示给大家你可以测量某些东西。我与历史学家有很大的矛盾，因为我可以测量某些东西，而这些维度的起源却有上千年的历史。比如说英国非常阳刚，荷兰非常阴柔。有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出版物，说英国和荷兰就像妻子和丈夫一样。美国人完全不喜欢这一说法，我的合作者，保加利亚学者米歇尔·明科夫也不喜欢，他说这简直是疯了。如果你在芬兰生活，你知道阴柔社会是怎样的。但是美国人不喜欢，因为这个单词是被禁止的。我的发现是社会禁忌恰好是这个社会最强的价值观之一，这些事情重要到你都不能说它的地步 (强调，笑)。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公司进入中国，他们在开始犯了很多的错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区别。我的理论在中国相对受欢迎，因此我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
我: 您有没有听说过“一带一路”?
霍氏: 没有。
（我开始介绍）
霍氏: 有意思，确实，要是中国能够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的话，世界肯定会不一样。你的书会有很好的市场。我曾经到过西安，从北京坐火车出发。那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我还记得那些城墙。我也到过广州，我和麦克从荷兰乘火车去香港，用了一个月。第一站是华沙，然后是莫斯科、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最后到达北京。我在北京的学校讲授了一堂课。
我: 俄罗斯到中国境内火车是要换轨道的，中国修了高铁之后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霍氏: 我记得我们到中国的时候火车出现了故障，我们坐在车里等，然后发现有人把火车抬了起来。
我: (笑) 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我这个项目的未来？
霍氏: 这个项目有一个未来 (强调），保持你的灵活性。比如说，不要把自己与任何商业用途连接起来。我的同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与商业公司签了合同后研究结果不允许发表，因为客户不同意。保持你的独立性，如果你对什么感兴趣，就深入下去。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你的目标不是希望变得有钱。这不会让你变得有钱，但是会给你自由。你可以跟随你的心灵，这将会带你去到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喜欢人们不同意我，如果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代表他们认真读了我的东西，我认为你有一个非常(强调)重要的项目。
我: 我担心自己这本书把中国老板写得太糟糕，人们读了以后不愿到中国企业工作了。结果我不但没有做促进工作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霍氏: 不用担心这种事情，这会帮助你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书也告诉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另外的地方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因为即使在中国公司之间也会存在竞争。
我: 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您！
霍氏: 我的爱人准备了荷兰式午餐，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
霍夫斯泰德的妻子与王烁
作者：yellowcroucus1（王烁）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8295fe3ed15f
來源：简书
简书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本次转载有部分修改，已获得作者本人授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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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组织》
图/文：王烁
排版：run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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