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喜欢喝酒，从商王至一般平民阶层，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嗜酒之风。根据资料显示，当时不但有用粮食酿造的米酒，还有药酒、果酒，甚至于现代意义的啤酒……
中国造酒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古时期。《诗经》中“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表明中国酒的兴起，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据考古学家证明，在近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已有了专有的酒器，说明在原始社会，中国酿酒已很盛行。以后经过夏、商两代，饮酒的器具也越来越多。在出土的商代文物中，青铜酒器占相当大的比重，说明当时饮酒的风气确实很盛。
在中国，谷物粮食酿造的酒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而果酒所占份额很小。
1980年，研究者在发掘一个河南商代后期的古墓时，发现了一个密封的罐子。分析表明，罐子中残留的液体为葡萄酒。这个发现说明中国在3000多年的商代就有了葡萄酒。不过当时酿造葡萄酒是采用人工栽培的葡萄还是野生的葡萄，这一点尚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另外，在商中期的一个酿酒作坊遗址中，研究者还在一个陶翁中发现了枣、李子、桃等果物。这个发现可以作为上一个发现的佐证，它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商代，除了用谷物原料酿造的酒外，用葡萄等果物酿造的酒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宴饮的美味。
商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商代祭祀先祖，一定用酒食美味作为享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甚多。《史记·殷本纪》称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史记正义》引《太公六韬》解释说：“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大戴礼记·少闲第七十六》称纣：“荒耽于酒，淫泆（溢）于乐，德昏政乱。”
《尚书·酒诰》中也专门谈到了商朝的统治者是如何因酒误国、因酒丧国的。其文曰：“惟慌腼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丧于殷。”可见酒食醉饱的生活，为商代整个贵族统治集团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亡国之祸。
作为周代初期的作品，《尚书·酒诰》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由于《尚书·酒诰》毕竟是周代统治者的训诫之辞，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它把商代的嗜酒现象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
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气。而且商人嗜酒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风气不只在贵族统治阶级中恣意蔓延，还逐渐泛滥于一般的平民阶层之中，从而影响着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
在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商王朝的始终，这一点在贵族葬制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曾有研究者对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商朝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内出土的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比较，发现以斛和爵为核心的酒器组合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代。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以象牙觥代替铜觥。殷墟各期墓葬中，虽然铜礼器种类逐渐增多，但觥、爵仍是组合的核心。
商代后期比前期墓葬的器类搭配更加繁复，并逐渐形成了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
从早商开始，礼器就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了。这种重酒器的礼制，一直延续到晚商时期。在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了210件青铜容器，其中酒器的数量就约占74%。事实上这种以酒器数量表现主人的身份地位的习俗，正式建立是从商代前期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后期的重酒之风上的。
愈演愈盛的重酒之风最终使得青铜铸就的酒器深深渗入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礼”的时代内涵。酒器的质量和数量也最终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重要礼制象征。
其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荒于政务，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矛盾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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