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穿着酱色的中山装去场里的,裤子的颜色记不清了,也许是褪了色的军裤,也许是米灰色的小脚裤。锄头杆子也没握在手中,而是斜斜地扛在肩上,很沉重的样子。
至今仍记得上衣的颜色,不是我记性好,是因为它来得很特别。头年的腊月,有次弟弟和村里人推牌九,晚上赢回来一张拾元的纸币。我说你放到我腰里,不然有可能又输了。弟弟听了我的话,我就揣着这拾块钱,上老洲街扯了一块刚刚摆上柜台的涤纶布料,又去跛子裁缝那里做了件中山装。至于弟弟要钱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却记不清了。新衣服穿了帅气得体,穿了几水才觉得不好看,显得过于老成,没朝气,扔掉吧又舍不得,就时常扒出来穿,哪怕是干活,没想到就这么一件新衣是留着出门做人时穿的。
我还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好,阳春三月,没有一丝凉风,虽然阳光和我的记忆一样,昏黄昏黄,像一页陈旧的纸,但围在我身边感到很温馨。当然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还没有选择天气的权利,大概是是运气好吧。我顺着大队的中心路一路向西,迈过种子场屋拐的石桥,走一小截路,就到了桑园场的边缘。
路西边大片的桑树还没有发青,一树三杈,杈上是一根根修长的枝条,有点点芽苞开始突起,像小孩吹起的一个个小泡泡。向南的路尽头是条横路,贴着路东边有竖一排,横一排的房子,竖的那排以前是大队屋,现在在场领导的办公室,父亲的靠路边第一间;横的一排有一半做饭小学,靠东的是场里的厨房。其实横路的面南边还有一排矮房子,是曾经的下放学生(知青)的宿舍。房子大大小小,旁边的梧桐树高大挺直,每一棵都有合抱粗。我想,如果在夏天,这些房子都会藏在绿荫中。
在竖排屋拐的那棵梧桐树下,我碰到了老徐,他是我们的组长,一个话不多的人。见到我他只是笑笑,手朝桑园里指指。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树林里闪烁,养蚕的姑娘们都在锄草,并且锄了有一段距离了。
我也没说话,赶忙下了地。
这不是我第一次锄草,土地到户已经两年。这期间,碰到礼拜六礼拜天我也去家里分到的土地里去锄草。我的辛劳没得到母亲的认可,她一直说我锄草像鬼画符,锄过的地方看上去是新鲜的泥土,过几天倒下的草就直起了身子复活了。为此她给我做示范,说锄头放斜一点,如果勾起来的草根沾土多了,要用锄头脑敲一下,再反复勾几下,让草根和泥土分离,还要摊在地面上,这样太阳一晒,草就枯萎了。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
桑园里锄草比庄稼地里更方便一些,锄头在地面上可以横冲直撞,不用担心锄到秧苗,锄头拐碰到树根也没事,大不了多用点力气。我也用很大的力气,是想追赶前面的姑娘们,怕她们嘻嘻哈哈间一回头看到落在后面的我,成为她们的笑料。但我又不能鬼画符,况且这密集的枝条不像母亲抽我的棍子,它们有韧劲更有弹性,锄头杆碰到弹回来,身子便火辣辣的疼。这时老徐过来,他说姑娘们锄草有任务的,我可以慢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场长的儿子?这下我不仅感到身子火辣辣的,脸上也是火辣辣的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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