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颇为不爽。
早上刚起床打开手机看到A的父亲问我在不在，还拨了通语音电话，我赶忙拨回去，不知是什么事。
“我想让B也跟着A一起上。”A的父亲说。
“可是他俩进度不一样，没法一起上。”
“你把他俩分开，先给一个上，再给另一个上。”他又说。
“那不还是单独上吗？”
“是单独上。是这样，B的母亲一个人挣钱养家不容易，一天才一百多块钱，一小时课时费45她付不起。我看这孩子有学数学的天分，想着得帮助帮助他，他的辅导费是我出。你看课时费能调低点吗？”他看起来情真意切的样子。
据我我知B的母亲在超市工作，薪水估计高不了，不过她也并非离了婚自己带孩子，她丈夫虽在外地总不会一点钱不往家里寄吧？况且B只需要一周上一次课就行，一个月下来辅导费才三百多块钱，不至于这点钱拿不出来吧？况且既然是A的父亲出钱那课时费高低和B的母亲困不困难有什么关系呢？A的父亲明显是在借用B的母亲为自己讲价。
“那就一小时40吧。”我轻易做出了让步，这是上学期的课时费定价。
“40她也出不起啊，她有俩孩子，太不容易了。”A的父亲顿了顿说，“要不一个人一个半小时50怎么样？”
“嗯行。”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
放下电话我才渐渐回过味儿来，A的父亲这是既想替B出辅导费又不想出得太多，算盘打得噼啪响，不愧是生意人。作为一家小公司的老板，他生意经一定念得滚瓜烂熟。生意人的共同点就是尽可能地花最少的钱得最大的利益，为此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招来了“无奸不商”的恶评。同时我也为自己轻易的让步而懊恼，他这样一压我一小时的课时费平均下来比过去少了十来块钱，但已经答应了又没法悔改。上午去上课时心情颇不愉快。
辅导完A后辅导B，不料被一道题难住了。我虽然擅长数学，可是由于我是文科生，应对难度中等的题还可，碰到难题就有些吃力了。B见我卡住了，顿时失去了对我的敬畏，乃至流露出了一丝不屑，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当我再讲别的题时，他态度消极了许多，明显是在挨时间，巴不得早点结束。回到家吃完饭我就去书店买了本B用的习题集，今后我应该好好熟悉一下常见的题型再给他辅导。
辅导间隙和A的父亲闲聊时，他问我工作情况，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在找，其实压根没想找。
“你应该去国企，自己干太累了。”他意思是自己创业。
“没意思啊。”我说。
“那个稳定啊。”
“面试太难了。”我又说。
“你得克服才行。”
他虽然没说什么，却让神经敏感的我脸红耳热了一阵，回家后我甚至有了一丝考编的冲动，为的是在别人问到自己工作时可以挺起腰杆来。可紧接着又转念一想，体制好比笼子，进去就难得自由，另外以我的性格想必会得罪不少人，身处不友好的环境又不得动弹，到时候我大概要后悔了。想到这，考编的念头又打消了，可进公司也许就好一点呢？可我除了记者并没有十分中意的工作，作家又暂时做不了，最想做的记者恐怕难以胜任，于是想来想去还是做无业游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在写着上面一段，半年未联系的我十年前的老师L突然打来电话。他是我未从大学里退学复读时的专业课老师，曾经很照顾我，我与之无话不谈，算是忘年交。他胸无城府，善良老实，是个好父亲与好丈夫，但后来与我渐行渐远，原因在于我们本质上是迥异的两类人，他是现实型的人，我是理想型的人。自从三年前开始，我们每通电话他必指责我“对自己认识不清”“对社会认识不清”，对我的奇思异想大为不屑，动辄将我数落得一无是处，言辞有时颇为激烈。后来我有些不服气，开始和他争论，话不投机最后总闹得不欢而散，我们的联系也越来越少。
今天这通电话刚开始时他的声气还算和善，还为我的小说得以发表而欢呼，但聊到我的择业情况突然话锋一转，老一套来了——“对自己认识不清”“对社会认识不清”......事后回想我应该当场反驳的，但我没有，只是默默地听着。挂了电话，我决意今后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
我还是更喜欢我硕导的开导方式，从不声色俱厉地要求你按他说的来，只是温和地给出建议供你选择，而且他对于各种想法的包容度很高，不会因为想法离奇而大肆批判。由此看来，文科老师还是比工科老师格局宽广。
今天两个男人的电话着实让我不爽，可能因为昨天太顺了所以今天中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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