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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

从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

作者: 襄楚 | 来源:发表于2018-03-20 17:10 被阅读525次

    从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

    口述 秦家儒 记录整理 秦明亮

    我叫秦家儒,曾用名秦刚旦、秦家顺,秦家瑞。修武县城关镇侯庄人。1924年腊月出生。1944年冬,在去待王村亲戚家送还布袋时被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经历了四年噩梦般的生活。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攻打宝鸡时,与战友一起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7月,参加甘肃固关战役;1949年8月,参加兰州战役;1952-1954年,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1954年冬,复员返乡务农。从被抓壮丁成为一个国民党士兵,到成为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回忆前后经历,真是天上人间,感慨很多。

    送布袋,待王被抓丁

    1944年寒冬腊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季节,天上一直下着大雪。

    从民国32年(1943年)开始,天有蝗灾,人有日伪铁蹄统治,修武县老百姓一直处在死亡线上苦难地挣扎。修武县城里城外,每天都有人饿死街头。有的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疯狂地快走几步,一头栽到地上,就没气了。县城北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新街村一个老太婆因为吃小孩子尸体,被县政府执行枪决。

    我们家侯庄与县城比较近,在日本鬼子、皇协军的威胁下,每年都要派钱派粮,整天捱不完的苛捐杂税。

    我们家兄弟四人,我排行老三,一家十几家人,全凭母亲一人操持。虽然租种着别人家几亩薄地,但除下交租粮和派粮(税粮)已经所剩无几,全家每年都是靠亲戚朋友借粮过日子。

    前几天,我二哥从待王老姨家借了一袋粮食,准备全家十几口人过年。由于天下大雪,又是农闲时节,母亲说“借物不过旬,借钱不过年。你去待王一趟,把你老姨家的布袋给还了吧。”

    父母命,不可违。迎着刺骨寒风,顶着鹅毛大雪,踩着一尺多厚的积雪,我从修武走路到县城西二十多里的待王。

    道路泥泞,我还了布袋,从老姨家出来时已经大约12点多。饥肠辘辘,真是饥饿难忍啊。

    待王东有一个马车店,门口有一个小饭铺。我刚想上去讨一碗热水喝,就见从里面走出来四五个醉醺醺的国民党士兵。

    还没来得及躲,就被为首的一个家伙叫住了:“站住!干啥的?”

    “去亲戚家送还东西。”

    “把他带走!”

    “走走走!”他们推推搡搡着把我往西边车站方向带。

    “你们想干啥?”

    “抓你去当兵!”

    “俺不去。俺娘还在家等俺哩。”

    话音没落,有人就用枪托从后边狠狠地砸在我的后背,痛的我直掉眼泪。

    被四五人围着,想跑已经不可能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对这几个国民党士兵说,“那等我一下,让人给我家里捎一个口信。”

    我回到小饭铺,告诉老板让我老姨给我家里捎口信,我被抓了壮丁,当兵去了。

    到了待王火车站,车厢里还有二十多个和我年纪相当的人被抓了壮丁。有几个还被打得鼻青脸肿,手都被绳子捆绑着。

    为首的那个家伙(后来听人说他是副连长,名叫张新顺)对我说:“以后你就叫赵景地了。”

    “俺不叫赵景地,俺有名字。”

    张新顺上来就是一巴掌,“你还反天了!你以后就叫赵景地!”

    在去西北的路上,听人说国民党部队逃兵很多,当官的吃一段空饷,见纸包不了火、快要露馅时,就要再次抓壮丁,让人顶数。

    就这样,我无缘无故地被抓了壮丁,还被胁迫改了姓名成了赵景地。

    车轮滚滚,火车呜鸣,就象我的心情一样沉重,带着对故乡的眷恋,对母亲的依恋,对新婚妻子的不舍,我成为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士兵。先是在胡宗南的530团当兵,团长王力星,副团长王志魁,营长胡葵山。后到529团,团长是吴赵营。

    这一年冬天,仅仅是四年噩梦的开始。在国民党军队,连续四年不让叫自己的真实名字。整天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遭受非人的折磨,人饿的皮包骨头。多次逃跑,都被抓回。

    吃不饱,士兵受虐待

    折530团是在国民党胡宗南的一支军队。

    胡宗南,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东征西战,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胡宗南是科班出身,虽然他治理军队有一定办法,但是他的中下级军官却是裙带关系交错,人员错综复杂。兵、痞、顽、流氓、无赖,三教九流,啥子人都有。

    530团团长王力星,是胡宗南远房表亲的小舅子,就是个赌徒,被人逼债才跑到部队,靠关系当上了团长。副团长王志魁,是王力星老婆的表弟,土匪出身。营长胡葵山,是王力星的拜把子兄弟,自小偷鸡摸狗,因为偷东西被发现,情急之下杀了人,才投奔到王力星手下。

    在这样一支国民党部队里,当官的总是想着法子捞油水,变着法子让当兵的孝敬。明着是今天让你请吃饭,吃完一抹嘴就溜,剩下当兵的去掏钱;明天让你陪着推牌九玩赌博,当官的输了就甩牌拍桌子骂老娘,不赢不能散场子。暗着是拉帮结派、克扣军饷、借钱借物不还等等。稍不如意,不打就骂。

    当时,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流传一句顺口溜:“要想富,管伙夫。伙夫专扣士兵饷,谁喝兵血就能富。”

    记忆最深刻的是1945年四五月份的一天傍晚,部队驻扎在西安郊区一个地方。连长招集全连人马吃饭,不一会儿就开始紧急集合。

    连长大声问:“吃饱了没有?”

    有人回答:“没有吃饱。”

    “没有吃饱的,站中间。”

    我也饥饿,和士兵中一样,大约有二十多个人。

    连长冷笑着说:“再上点饭。”

    几个彪形大汉,拿上来十多个馒头,发给站在中间的这些人。

    我们当兵的刚开始还不明就里,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

    连长沉着脸,又一次问:“还有谁没有吃饱?吃饱的,退下。没吃饱的,留下来站中间继续吃。”

    我当时吃了半个馒头,看见连长脸色不对,赶紧抽身溜了。

    这时候,中间仍说没吃饱饭的人仅剩下十一二个人。

    连长高声喊道:“没有吃饱吗”

    有人小声说:“没有。”

    连长大声怒骂道:“来人!给我打!”

    从周围窜过来一些人,有的拿着长枪,有的拿着皮带,有的拿着木棍,对着中间那些还没有吃饱饭的十多个士兵开始猛打狠揍。有的躺在地上打着滚,有的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每个人都是鼻嘴窜血,哭爹喊娘,一片惨状。

    自古道:“当兵吃粮,天经地义”。但是,在国民党部队,不仅吃不饱,还得挨打受气。上下不是一条心,打仗时各奔东西,自顾逃命,完全是一盘散沙,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所以,作风散漫,纪律松懈,再正常不过了。

    再加上面对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后来是西北野战军),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以国民党部队每战都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

    抓壮丁,引发百姓怨

    在国民党部队,不仅要防西北野战军的突袭,还要提防来处身边人的小报告,弄得如履薄冰,颤颤惊惊,人人自危,只为保命。

    “见了当官的就烧香,见了老百姓就开枪”。这是当时国民党部队欺软怕硬的真实写照。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蒋介石被迫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大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在战略上实施两翼突破,尔后钳击华北。其重点进攻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西北战场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主要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指挥的部队。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整编第1军、第29军所属 6个整编师20个旅共约l4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装备精良,盛气凌人,指向延安。以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部12个旅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22军2个旅由榆林向南,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消灭陕甘宁解放区部队于黄河以西,或逼过黄河,尔后会同华北国民党军将其歼灭于黄河以东地区。

    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部署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移。西北野战军不到3万人,装备极差,补给困难。充分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采用"蘑菇战术",实施运动防御,在延安以南的临真镇、金盆湾、牛武、茶坊等地构筑纵深阵地,依托有利地形,诱敌深入,进行英勇作战,节节抵抗。

    530团在甘肃宜川及周边地区连续吃了几次败仗,部队临时在甘肃省合水县西南驻扎。士兵伤亡较大,加上被俘、逃跑的,部队缺员比较多。

    团长命令每个连在一天内必须抓够壮丁,抵足逃兵的数量,完不成的军法处置。

    我所在的三排,抓壮丁的任务是15个人。

    那天,我们8个人奉命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小村庄里,去抓壮丁。

    这个地区是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的拉锯地区。

    小村庄残墙破壁,都是土坯子墙、檐头低矮破烂的房屋。整个村子就弯弯曲曲的两道小街,也就是二三百人的样子。

    我们进入村子里时,已经是中午时分。

    大个子排长史文胜下命令让四个人分别守住村子的几个村口,先是问了一家人家“村里保长在哪住”之后,就带领其他人进入了村子。

    到地方后,我们找到了保长,一个老实巴交的老汉。

    史文胜呦五喝六地让保长拿出家里吃的东西,保长拿出一筐煮熟了的土豆、红薯。我们早就饥不择食了,不一会儿一筐子东西就吃完了。

    然后,排长史文胜喊来保长:“把你们全村的青壮劳力,都叫来集中,准备给国军运输物资。”

    被骗的老实保长领命去了。不一会,全村青壮劳力都集中起来。

    史文胜命令当兵的把他们围起来,然后吆喝一声,“把他们几个绑起来!”

    绑好三四个人时,有一个年轻后生一直躲,不让绑,嘴里还大声嚷嚷,“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史文胜话一出溜,说话露了馅,“抓你去当兵!”

    那个后生更不干了,挣扎的更厉害。嘴里叫着:“他们抓壮丁啦!他们抓壮丁啦!”

    旁边有人替他说情道,“人家家里就一个娃,他当兵了,人家老娘咋个办?”

    史文胜啥话也不听,顺手取下一个当兵的刺刀,劈头一刀,剁向这个后生的脸。那个年轻后生一躲,刺刀劈在了他的耳朵上,顺着左颊和左边那只耳朵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四践,头上戴的白毛巾都染上了鲜血。

    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喊了一句,“国民党杀人啦!跟他们拼了!”

    甘肃民风慓悍,这个地方自古有习武之风,老百姓一旦发起怒来,越发不可收拾。有人开始寻锄头,找铁锨。

    我一见势头不对,赶紧对排长史文胜说“排长,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史文胜两眼一瞪,“抓不了兵,你去顶罪吗?”

    话音刚落,已经有老百姓与当兵的开始推搡起来。

    附近的男女老少也拿着搂耙、木棒等东西开始围上来。

    史文胜见风使舵,好汉不吃眼前亏,跑吧。大家没命一样跟着跑,个个跑的满头大汗。一直跑出六七里地,追赶的老百姓才作罢。

    回到临时的连部,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有几个人持枪荷弹,拿着绳子就要绑我。

    我一边挣扎一边问,“为啥抓俺?”

    ”有人回答说“你们排长把你告了,说你把壮丁放跑了,抓你去营部枪毙。”

    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这才知道,是排长史文胜这兔孙子怕军法处置,恶人先告状,让我去顶罪。

    我被他们几个人推搡着带到营部。

    想想被人冤枉,年纪轻轻的就要马上被枪毙,凭着禀性和血气方刚,开始破口大骂起来史文胜这个王八蛋。

    “史文胜你个兔孙货!你他妈的拿刺刀劈人家老百姓,你惹的祸你不承担,你让老子当替死鬼。”

    “要不是我提醒你早点撤退,我们几个人早被打死在村子里了。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的叫骂声惊动了整个营部。

    刚好副团长王志魁也到营部,下来各连队检查抓壮丁、兵员补充情况。

    他听到吵嚷声,命人把我提过来。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让人把当时去村子里一起抓壮丁的当兵的都喊来作证。

    大家都证实我说的是实话。

    王志魁亲娘祖奶奶地骂了史文胜一通。史文胜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也许是命不该绝,也许是浑身匪气的王志魁心存爱惜。王志魁笑了笑,对我说,“你这个人挺有血性。放了。”

    我这才又捡拾了一条命。

    但是,这件事之后,因为遭到上司一顿狠剋,排长史文胜就与我结下了梁子。因为以下犯上,犯了军中大忌。

    扣军饷,造成兵哗变

    1947年秋天,当时还是玉米没有收割的季节。

    由于战事紧张,部队疲于奔命,每天都要跑一二百里的路程,士兵们情绪低落,大家沮丧到了极点。

    当官的怕死怕的要命,一有空闲就没命一样去赌博、去嫖,就想变态地疯狂疯狂,军饷却都挥霍一空。部队连续两个月没有发军饷。

    可恨可气的是,当官的把当兵的当炮灰,根本不管不顾当兵的死活,更不去想办法弥补亏空、筹备粮食,却是纵兵抢老百姓的粮食。

    在甘肃韩城一个镇子,当官的命令抢了一家地主老财家的粮食,只有十五六石,但是杯水车薪,没有几天就坐吃山空了。

    当兵的没有办法,只能三三两结伴,傍晚到玉米地里偷抢还有收割的玉米。嫩的就生吃,快成熟的就拿回营地,燃一堆柴火烤着吃。

    整天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人在饥饿时,只想着填饱肚子顾个命。

    那天,我和几个人也一起去掰了一堆玉米。正在营房边烧柴火烤玉米充饥。听到一排营房那边传来几声枪响。

    我们几个人急忙赶过去,看见副连长张新顺倒在房屋西侧火堆旁边的血泊中。

    夜幕中,有五六个人向远处跑去。

    副连长张新顺肩膀上被人打了一枪,

    听旁边的人说,一排他们五六个人在烤玉米时,张新顺带着几个人来营房查房,发现他们几个人在烤玉米,就要没收。那几个人不依,双方开始是争吵、争夺,后来双方拔枪对峙,有人怀恨对准张新顺开了一枪,然后他们五六个人就持枪逃跑了。

    张新顺被医务兵拉走施救。

    有人立即将此事报告给营长胡葵山。

    胡葵山随即带人到连部,命令全连除留守人员外全部出动,立即将肇事者抓住,要军法处置。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几个人当兵的理所当然地同情那几个当兵的,就敷衍了事地在周围转了几圈,半夜才回营房,报告说没有见到人。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上,天刚蒙蒙发亮,营房就响起了紧急集合号。

    临时连部设在一家祠堂。全连人集中在祠堂前,人们交头结耳询问着,不知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营长胡葵山神情严肃、冷漠。旁边站着几个亲信马弁。张新顺的几个亲信也荷枪实弹,站在周围,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杀气腾腾的。

    胡葵山干咳了一声,全场立刻鸦雀无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把那几个以下犯上的家伙带上来!”

    原来,昨晚上,一排那几个逃跑的人,被马顺新的亲信连夜抓住了四个人,一个个都被绳子五花大绑着。

    “以对党国不忠、谋害上峰等罪名,判处此四人死刑,立即枪毙。”

    执法队一伙人,每两个人架住一个,将四个人拖了出去。

    深秋的大西北,空旷的原野上,传来几声枪响,那四个当兵的因为几棒玉米,而被枪毙。

    把当兵的视如粪土草芥一样,刚刚还鲜活而年轻的生命,片刻之间就变为四个冤屈的亡魂,永远留在了大西北的荒原。

    我们个个噤若寒蝉,不禁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遇偷袭,半夜遭黑枪

     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当兵的更象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每逢打仗时,朝天开上几枪,支差应付一下,扭头拔腿就跑,只顾着保命了。

    1947年冬天的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所在的国民党530团二营在陕北宜川县南边一带一个小高地上,与西北野战军一支部队遭遇。

    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骁勇善战,顽强拼搏,一心想吃掉530团这支部队。

    而二营突遇奇兵,军心大乱,首尾不能相顾,不到半个小时就溃不成军了,官兵们四处乱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我也随着所在连队,向南一路狂奔,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才安下心来。

    傍晚安营,大家跑了一天路,都累的不行。我们都以为同样是当兵的,我们跑几十里地感到累,解放军也会感到累。今天晚上可要睡个囫囵觉了。

    吃过饭,当官的安排好岗哨后,我们就倒地都呼呼大睡了。

    谁知道半夜三更时候,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炮弹轰鸣,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是白天遭遇的西北野战军这支部队一路跟随,搞夜间突袭。

    情急之下,我们只好披衣仓促收拾,向外突围。一边朝天开枪,一边跑。

    排长史文胜,同一个班的汲县人张勇公等人,随着连队100多号人,一直向南跑出七八十里地,到达韩城。

    部队开始集合,收容队伍。我们排五十个人,仅剩下三十多个人。

    这时候,才发现,530团的团长、营长早不见人影儿了。我们被529团给整体收编了。

    开始宿营时,天还不到五更天。我和张勇公被安排在一座东厢的房屋。

    憋了一肚子尿,睡觉前我想去院子西南墙角的茅房解个手。

    借着别人屋子里微弱的马灯,我看到北屋西边有个大个子人影晃了一下,手里似乎拿着枪。

    我感觉不妙,顺势打了一个滚。与此同时,枪响了。子弹从头顶飞过去。

    我拔腿就跑往屋里。

    一屋子人也被枪声惊起,见我慌里慌张跑回屋子里,都关心地询问我,“咋啦?咋啦?咋啦?”

    我心里呯呯乱跳,小声说,“有人朝我开枪。”

    人们都往院子里走,看看发生啥子事了。我也小心地躲在人们后边。

    这时候,史文胜站在北厢台阶上,阴森森、漫不经心地说,“枪走火啦。散了,散了。”

    回到屋子里,我把情况给张勇公说了。

    张勇公说,“这小子记你仇哩,你得小心啊。”

    我在心里直骂,“史文胜,你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地方老子不能再呆了。

    明大义,阵前去投诚

    宁惹君子,不惹小人。这件事之后,我总感觉身后有双眼睛盯着自己,让人直冒冷汗,所以时时提防着,每次外出都要和张勇公等几个人一块结伴同行。

    张勇公因为年龄比较大,为人公道正派,这时已经是班长了。他是汲县人,比我年长几岁,也与修武比较近,自然而然就攀成了老乡,有啥子事大家彼此相互照应着。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为了调出围攻延安的国民党部队,制定了攻夺洛川,准备收复延安的计划,决心向胡宗南部后方补给重镇西府挺进,打响了西府战役。同时,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进攻国民党军队要害之地宝鸡,调退延安、洛川守敌,以达到巩固后方和黄龙新区的目的。

    西府就是西安以西,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地区,古称西府,首府凤翔。包括今天的宝鸡、咸阳等地,地处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解放军派出第二、第四纵队,由张宗逊副司令员指挥为左路,取道高王镇南渡泾河,夺取监军镇(永寿县址)、乾县,得手后一部夺取礼泉、兴平向咸阳佯动,主力迅速夺取武功、扶风、岐山,相机攻占宝鸡,并彻底破坏兴平附近铁路。

    派出第一纵队为中路,攻占旬邑后,经张洪镇渡泾河,夺取彬县,向麟游、凤翔挺进,协同第二纵队相机夺取宝鸡。

    派出第六纵队为右路,在扫清职田镇、太峪镇、世店镇的反动地方武装后,由亭口、彬县间渡泾河,之后依情况相机使用。

    国民党胡宗南也看出了解放军的意图。一方面派军驰援西府,一方面派人固守宝鸡。

    我和张勇公等人,随着529团奉命守在宝鸡南关外围阵地,让我们充当炮灰。而守据南门的是国民党精锐部队21军军官总队和76师一部。

    而对面的是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这支部队是是陕甘宁边区的老部队,长期担任保卫边区的任务,战斗力较强,是西北野战军的主要力量。

    解放军采取一硬一软两个办法。军事上采取凌厉攻势,交枪不杀优待俘虏,负隅顽抗的死路一条坚决歼灭;宣传上政策攻心,瓦解军心,松懈士气。

    南关阵地前,只要攻势一停,解放军宣传队就拿着大喇叭不停地喊话,解放军战士用细绳子把宣传单绑在石头上,扔到国民党部队阵地,有的解放军士兵拿着大白馒头,往空中抛出,接住,再抛出。

    我们排里好些人都捡到了宣传单。张勇公等人认识字,给我们小心地念,害怕被当官的听到。

    我跟张勇公商量,“史文胜一直盯着,在这早晚是个死,不如我们跑往对面吧。”

    张勇公训斥我说,“小心隔墙有耳。等我跟班里他们几个人商量一下。”

    班里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说,“看人家宣传的,就是跟国军不一样”,大家都同意一起到对面(解放军)去。

    4月25日,半下午,在中间停战的空隙,张勇公扯断内衣白袖子,醮着旁边尸体上的鲜血,写下“我们要投共”五个字,趁当官的不注意,包着石头块扔向了对面阵地。

    过了不久,对面阵地上,有人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拍了拍胸口。

    那天傍晚,趁着吃饭的时候,我们十一个人携带着枪支弹药,连滚带爬跑到了解放军,后边却传来一阵阵枪声。

    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兵带着十多个人来接我们。他说话铿锵有力,但是态度很和霭。这些解放军战士虽然都带着枪,却没有对我们搜身,更没有让我们交出枪支弹药。

    他让人端来两大洗脸盆菜和两筐白馒头。我们十多个人疯了一样狼吞虎咽,那个高兴啊。

    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何况我们好几个月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

    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流着感动的热泪。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又重新找到了做人的感觉。

    我们呜咽着吃饭,加上饥饿过度,有几个人被噎住了。旁边的解放军战士急忙递上腰间挂着的铝水壶,热心地说,“喝点水,压压。不要急,慢点吃,慢点吃” ,“馍跟菜不够的话,还有,保证管你们吃饱。”

    吃过饭以后,他们把我们几个带到一个部队首长模样的人跟前。部队首长详细询问了南关国民党守军的兵力配备、火力配备、部队番号、长官姓名以及士兵着装、饮食、情绪等等情况,问的很详细,态度也很诚恳。

    之后,由大胡子解放军和另外一个人把我们带下去,并拿出一个小本子,挨个询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职务、军衔、兵种等情况。之后,详细向我们说明了共产党的政策,解放军的纪律等,叮嘱我们要牢记这些政策和纪律,并安心休息。

    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几个纵队从四面八方全线出击,迅速拿下南关阵地,向县城内挺进。

    兵熊熊一年,将熊熊一窝。面对西北野战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当天就全线失守,宝鸡全城解放。

    经过短期修整,我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总司令的部队西北野战军新编第四纵队(这支部队于1947年9月21日组建,1949年2月1日第四纵队改编为第4军,下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三个师。)11师32团(或是312团、302团,部队番号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人们都说是二团的)60炮排,成为了一名炮兵。

    后来了解到我们32团的前身是陕北红27军,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辎重营、炮兵营,同年10月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1团,40年编入留守兵团边区保安司令部为警备第1团,42年12月,与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4团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3旅警备第7团,45年8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3旅警7团,47年2月编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为警备第3旅警7团,47年3月16日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3旅警7团,47年9月21日编入新组建的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仍为警备第3旅警7团,49年2月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11师32团。32团是老红军团队,战斗力强,是军师主力团。

    解放军部队官兵平等,纪律严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才真正发现这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经过四年沟沟坎坎,到西北野战军以后,才恢复本来姓名。因为是小名,加上以前没有上过学,解放军部队首长起的名字叫秦家瑞。后来经过几次整编,部队上各地的人都有,方言口音不一样,有的人把名字叫成了家顺。所填写的部队花名册上个人情况都是别人代写的,所以档案资料上有的是秦家顺、有的是秦家瑞。

    之后,我在解放军部队学会了识字、写信,终于与家里有了联系,同时,通过学文化、学政策、增见识,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

    但是,我始终忘记不了国民党排长史文胜,一心想在战场上手刃仇人。却终究未能如愿。

    我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说不定史文胜那个小子早就暴尸荒野,化为一抔尘土了。

    我把对史文胜个人的仇恨,转化成为对整个国民党、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勇敢地加入了解放大西北和民族解放的革命大洪流中去,在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渐成为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201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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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从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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