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年第2期“阅读传统与书香社会”栏目，现已被《新华文摘》数字版2017年19期“读书传媒”栏目全文刊载：
http://www.xinhuawz.com/knReader/Default.aspx?type=2&issue=19&year=2017&page=1034
[摘 要] 文章流传不外乎口耳相传和读写相传两种手段。从跨越时空的传播来看，主要是文字作品吸收和表达的读写相传。曾子文章的古今流传属于儒学经典阅读的精神生产流程。经学是国学的关键，儒学的核心。经学史具体表现为文章经典的阅读史，是历代读者对精神宝典进行再生产的创造史。《论语》古今流传近25个世纪，解读本达2000多种，这是汉文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在世界阅读史上也是罕见的，引以自豪的。
[关键词] 曾子文章；《论语》；古今流传；世界阅读史；中国奇观
［正文］经典著作阅读史是历代读者对精神产品进行消费和再生产的创造史。《论语》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而且是东方文化的，是世界人类的，被誉为“东方的《圣经》”。《论语》的古今流传过程是一部悠久、丰厚、壮观的阅读史。有两本专著值得读者通览：一是唐明贵的《论语学史》；二是戴维的《论语研究史》。二者梳理了从先秦到晚清的《论语》古代阅读史。为省篇幅，本文只能以序列传本的方式做个简略勾勒。
1.《论语》在先秦的流传
先秦文章的流传方式以口传耳受为主，以文字传抄为辅。《论语》名称起于先秦，开初在邹、鲁地区，后延至南方楚国。战国传抄本有《古论语》21篇、《齐论语》22篇、《鲁论语》20篇三种。战国前期的《曾子》《孝经》《曾子问》《主言》和战国中期的《中庸》《孟子》记录了大量孔子的言论，它们既是中国儒学传承的文化宝典，又是世界文化源头的东方宝典。《子思子·坊记》曾引用过：“《论语》曰……。”《孟子》明引和暗引《论语》“孔子语”达20多处。曾子、子思子、孟子对《论语》的形成、传承和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在笔者独著的《曾子文章学》一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里已做了充分地表述，此处不赘。《论语》在战国后期的流传主要表现在《荀子》一书中。荀子引用孔子、曾子的言论、事例较多，如《礼论》《大略》《法行》等篇，其“隆礼义、法后王、重乐教”等思想均来源于《论语》，同时又发展了孔、曾、孟的儒学。
- 《论语》在秦汉的流传
王充《论衡·正说》讲先秦和西汉初期，《论语》至少有三十篇之多。他在《论衡·书解》中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汉文帝立《论语》博士。汉武帝独尊儒术，结束了“百家殊方”的局面，《论语》得到最广泛的传授，成为幼童入学诵读的必修之书。班固《汉书·艺文志》最早肯定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断言《论语》是孔子卒后门人集体编纂的。西汉《论语》传抄本除《古论》《齐论》《鲁论》外，还有《河间论》和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孔子十世裔孙孔安国为出自孔壁的《古论》作《论语孔氏训解》，但该本并不传授流行。西汉晚期安昌侯张禹（汉成帝师傅）以《鲁论》为依据，参以《齐论》，除去其中《问王》《知道》两篇，并为之作训，号为《张侯论》，这是首次改编本，标志着《论语》学的诞生。政府尊儒的文教政策，语言文字的时空差异，文本释读的再生产性，使《论语》研读逐渐成为中国阅读史上的一门专门学问。东汉晚期，郑玄依据《张侯论》，参阅《齐论》《古论》，博取包咸《论语章句》、马融《论语训说》，作《论语郑氏注》，该书“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具有文字训诂、经义阐发的双重特色，这就是后世一直流传的二十篇的《论语》版本。至此，《齐论》《古论》两个版本基本上消亡，而融于《鲁论》之中。汉末的《论语谶》可谓《论语》学的变种，它促使儒学经典阅读转向神学化、宗教化。
3.《论语》在魏晋南北朝的流传
魏晋南北朝，尊孔祭孔成为政权例行公事，《论语》学取得大发展。
三国时期出现大批《论语》学者，如周生烈、谯周、庥达、王朗、王肃、武荣、虞翻、张昭、樊安、王弼、曹芳、韦昭、程秉、孙邕、郑冲、曹羲、荀顗、何晏等，其中以王弼的《论语释疑》与何晏等五人的《论语集解》最为著名。《论语释疑》开以玄学释《论语》的先声。《论语集解》承东汉《论语》融合《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势，打破两汉以来家法的牢笼，又汇集了两汉《论语》学的文献，更受魏晋玄学的影响，这一著述促进了经学玄学化的发展。
两晋研习著述《论语》独多。其有著述辑本流传至今者主要有卫瓘的《论语集注》、缪播的《论语旨序》、缪协的《论语说》、郭象的《论语体略》、栾肇的《论语释疑》、虞喜的《论语郑注赞》、李充的《论语注》、庾翼的《论语释》、袁乔的《论语注》、孙绰的《论语集解》、张凭的《论语释》、范宁的《论语注》、汪熙的《论语集解》，等等。那时辩论风起，贯穿着王弼学与郑玄学之争。
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疆域的南北化，《论语》学也出现了南北化。北朝仅有陈奇、李铉、刘炫数人的《论语》撰著，而南朝则有20多部《论语》撰著，如宋明帝刘彧、吴苞、伏曼容、裴松之、陶弘景、沈麟士、褚仲都、太史叔明、梁武帝萧衍、皇侃、顾越、沈文阿、周弘正、张讥、张冲、徐孝克、祖冲之、严植之、王元规。不只《论语》普及程度相差悬殊，而且《论语》学风迥异：“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其中，以皇侃的《论语义疏》贡献最大，既借鉴“序卦”，又吸取“玄学”，援道、佛入儒，超越王弼、何晏，将《论语》学推进一大步，因而“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4.《论语》在隋唐的流传
隋唐之时，崇道尊佛，经学衰微至极，《论语》退为经学中一个不重要的领域。隋代《论语》学的成果只有刘炫的《论语述义》。初唐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论语音义》、王勃的《次论语》、颜师古的《匡谬正俗》、贾公彦的《论语疏》、陈蜕的《论语品类》。中晚唐有韩愈的《论语注》、与李翱合作的《论语笔解》、张籍的《论语注辨》、侯喜多的《论语问》、马总的《论语枢要》、李涪的《论语刊误》、李匡文的《资暇集》、柳宗元的《论语辨》，形成了以韩愈为中心的《论语》学团体。唐代在儒、道、释三教融合且儒学不占主导的背景下，还出现了宋若莘、宋若昭姊妹著的《女论语》，也是二十篇。
5.《论语》在宋代的流传
宋人继承韩愈振兴儒学的遗愿，使《论语》受到特别的重视。上至帝王（如宋徽宗的《论语解》），下至村儒，莫不习染，蔚然成风。北宋前期，有胡瑗的《论语说》、邢昺的《论语正义》（又称《论语注疏》）；北宋后期，有刘敞的《论语小传》，经义学派王安石的《论语解》《论语通类》，吕惠卿的《论语义》，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又有蜀学派苏轼的《论语解》，苏辙的《论语略解》《论语拾遗》；特别是洛学派程颐的《论语解》，以义理释《论语》见长，引领了《论语》的理学化进程。此外还有汪革的《论语直解》、叶梦得的《论语释言》、陈禾的《论语解》、洪兴祖的《论语说》、黄锾的《论语类观》、朱申的《论语辨》等，不一而足。北宋晚期，二程之学确立“四书”名目，成为显学。
南宋时期，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承继二程之学，最先将“四书”刊刻在一起，详作章句集解，他研读《论语》达50年，视《论语》为“四书”之核心，从《论语要义》到《训蒙口义》再到《论语精义》后到《论语集注》，让《论语》荣登儒家经典中最尊崇的地位。朱门弟子，黄榦的《论语通释》、辅广的《语孟学庸答问》、陈淳的《论语讲义》、真德秀的《论语集编》、黄震的《读论语》、赵顺孙的《四书纂疏》、柴中行的《论语童蒙说》、冯椅的《论语辑说》，都是对朱学所做的拾遗、补苴、释读工夫。在南宋，与朱熹分庭抗礼的还有南轩学派、象山学派、东莱学派、永嘉学派等各种论语学流派：如张栻的《癸巳论语解》、郑汝谐的《论语意原》、戴溪的《石鼓论语答问》、蔡节的《论语集说》、魏了翁的《论语要义》、杨简的《论论语》、钱时的《四书管见》等。
6.《论语》在元明的流传
自元仁宗下诏取士，主用程朱理学以来，理学在元明向基层普及。作为理学中坚的朱熹《论语集注》向普通士子、百姓传播。南方成为理学大本营，何基的《论语发挥》、王柏的《论语通旨》、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 许谦的《读论语丛说》、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安熙的《四书精要考异》、陈栎的《四书发明》、倪士毅的《四书辑释》、胡炳文的《四书通》、张存中的《四书通证》、詹道传的《四书纂笺》、朱公迁的《四书通旨》、史伯璿的《四书管窥》等，都是辅翼朱熹《集注》的《论语》学。而北方承接金代局面，王若虚的《论语辨惑》、陈天祥的《论语辨疑》、袁俊翁的《四书疑节》、王充耘的《四书经疑贯通》，这是与朱子学相异的陆九渊、吕祖谦、陈亮诸派影响下的其他《论语》学。
明代的《论语》研读，基本上是在朱熹《集注》的笼罩下进行的。永乐年间，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奉敕撰修《四书大全》36卷，13年乃成，其中《论语大全》占20卷。该书理论贡献虽少，但影响很大。围绕它产生了系列科举著述，如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陈琛的《四书浅说》、薛应旂的《四书人物考》等。明代儒学派别颇多，诸如崇仁学派、白沙学派、河东学派、阳明学派等，各派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著述，如薛瑄的《论论语》、王肯堂的《论语义府》、吕柟的《四书因问》、王桐的《四书批点》、高拱的《问辨录》、周宗建的《论语商》；陈士元的《论语类考》以考证名物典故为主旨，郝敬的《论语详解》让宋学向汉学转变，刘宗周的《论语学案》综合理学和心学，智旭的《论语点睛》以佛家释《论语》，李贽的《论语评》用文学评点式注本。它们有补充发挥，有质疑反驳，有转向心学的蜕变，有廓清迷雾的异议。
7.《论语》在清代的流传
清代前期，《论语》学随政治、学术变化而变化。陆王学派有孙奇逢的《四书近旨》、李颙的《四书反身录》；程朱正统派有陆陇其的《三鱼堂四书大全》《松阳讲义》，李光地的《论语札记》，吕留良的《论语讲义》；依照汉儒方式治《论语》的有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及《三续》，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四书改错》《四书剩言》《四书索解》，其排击朱熹，开乾嘉朴学之先河。由于满族入主中原，清初极易产生“异端”思想。王夫之的《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四书笺解》《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颜元的《四书正误》《四存编》，李塨的《论语传注问》，程廷祚的《论语说》，彰显了斥虚妄重实学的思想。
清代中期，《论语》学受乾嘉文字狱钳制，比前期略呈衰微之势。以汉儒为宗的吴派，有惠栋的《九经古义》、江声的《论语俟质》、钱坫的《论语后录》；以考据见长的皖派，有江永的《乡党图考》《群经补义》，汪紱的《四书诠义》，胡匡衷的《论语古本证异》，洪榜的《论语古义录》；受戴震影响的扬州学派，有焦循的《论语通释》《论语补疏》，阮元的《论语校勘记》《论语论仁论》《论语解》《论语一贯说》，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常州学派中有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四书是训》，宋翔凤的《论语发微》《论语说义》。此外，还有大批塾师与士子对《论语》的研读成果，如宋在诗《论语赘言》，翁方纲《论语附记》，翟灏《论语考异》，程大中《四书逸笺》，崔述《洙泗考信录》《论语余说》，方观旭《论语偶记》，徐养原《论语鲁读考》，冯登府《论语异文考证》。
清代后期，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的深刻影响，乾嘉以来的汉学走向衰微，今文经学转向致用而兴盛。今文学派有魏源的《论语三畏三戒九思箴》《论语孟子类编·序》，许桂林的《四书因论》，钟文丞的《论语序详正》，戴望的《论语注》，王闿运的《论语训》，尤其是康有为的《论语注》会通中西，倡言变法；汉学家有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俞樾的《论语平议》《论语小言》《论语郑义》《续论语骈枝》《论语古注择从》，胡清瑞的《论语句读》《论语贅说》，董增龄的《论语雅言》，孙诒让的《论语正义校记》，叶德辉的《天文本单经论语校勘记》；宋学家有潘衍桐的《论语集注训诂考》，王景贤的《论语述注》，崔暕的《论语参注》，王肇晋、王用诰父子的《论语经正录》，其中以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最著名，其子刘恭冕有《何休注训论语述》，他们站在古文经学立场，兼容汉学、宋学，造就了《论语》学的高峰。
应该说，清代是《论语》学的鼎盛期，它在综合中有所创新，呈现出“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特色，从而确立了“论语”学在“四书”学中的核心地位。
8.《论语》在近代、现代、当代的流传
从民国到新中国以来的100多年，虽有“五四”和“文革”的多次批孔狂潮，但《论语》学的多角度探究一直没有中断，演绎着“乱世批孔、治世尊孔”的活剧。兹开列40部《论语》著述，以窥全豹：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赵贞信《论语辨》（中华书局，1995年），于省吾《论语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赵纪彬《论语新探》（中华书局，1948年），方骥龄《论语新诠》（台北中华书局，1978年），唐满先《论语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钱逊《论语浅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钱穆的《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孙钦善《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蒋沛昌《论语今释》（岳麓书社，1999年），牛泽群《论语札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吴林伯《论语发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马恒君《论语正宗》（华夏出版社，2007年），安德义《论语解读》（中华书局，2007年），黄怀信主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来可泓《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萧民元《论语辨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徐志刚《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闫合作《论语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吴惠敏《论语趣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华民《<论语>导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于文斌《论语类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白平原《<论语>详解》（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程翔《<论语>译解》（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高尚榘《论语歧解辑录》（中华书局，2011年），傅佩荣《论语之美》（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钱宁《新论语》（三联书店，2012年），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年），唐明贵、刘伟《论语研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义《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高培华《孔子孔门文武兼备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
以上40部当代《论语》研究成果，再次展示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孔子”的多元阐释，既重塑了真孔子，又装扮出假孔子。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堪称“共性化通解”的范型，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可谓“个性化正解”的适例，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则是“自由化误读”的典型。还有吾师赵纪彬的《论语新探》，瑕瑜互见，虽受“左”的裹挟，被批孔的乱政所利用，仍不失为考证严密的学术精品。这大批见仁见智的《论语》再生产成品，都在考验着亿万《论语》读者的真假、善恶、美丑鉴赏能力。无论集注类、普及类、演讲类、考证类、学史类，都说明《论语》学的产生和发展虽有逆流回潮，但其阅读长河是滚滚滔滔，流淌不尽的。《论语》问世近25个世纪，解读本达2000多种，这是世界阅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据文献记载，《论语》早就传播到东亚的朝鲜、韩国、日本（公元285年前便由王仁传入百济）和南亚的越南、新加坡；还先后以拉丁文、俄文、英文翻译到欧美各国（公元1593年就由利玛窦译成拉丁文本，1815年由比丘林译成俄文本，1828年由高大卫译成英文本），陆续成为“世界文章”经典中的一个宝典（详见唐明贵、刘伟：《论语研探》第8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从中外文章阅读比较的纵向视角看，《论语》既可以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名作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读，如与基督教《圣经》相比，与佛教《金刚经》、伊斯兰教《古兰经》相比；从中外文章阅读比较的横向视角看，《论语》又可以与外国同时代的同一国度的名作进行相应时空的对读，如与古希腊《柏拉图文集》相比，与《亚里士多德全集》相比。无论中外文章的纵比、横比，都可以在见同见异中求共性，扬个性，别先后，分高下，辨是非，品优劣，开阔视野，在阅读的交流、交锋、交融中提高各自的文化水平。
曾祥芹：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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