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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荒野上的大师》:也是黄金时代

读《荒野上的大师》:也是黄金时代

作者: 随风似水 | 来源:发表于2024-08-19 20:31 被阅读0次

    抑或,不少人知道林徽因是因为徐志摩,因为她的美丽,她的文学才华,却忽略了她最重要的身份——建筑师。

    作者张泉在《荒野上的大师》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研究古建筑,走出书斋,走向旷野,在极为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为挚爱的建筑事业东奔西走,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野心”,为实现这个愿景所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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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旅行大凡有着诗意的想象,以为他们可能一边欣赏路上的风景一边进行考察,实际上,考察之路无比艰辛。张泉说:“诗意只是苦尽以后的回甘。”

    在北京,当时叫北平,梁思成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这座古都。每一条胡同、每一个院落甚至每块城墙砖,其实都暗藏玄机,并与他血脉相连。多年后,他大声疾呼,试图保卫这座古城,恰因这里埋葬着他一步一步丈量出的老时光。

    梁思成与林徽因走出书斋,走进田野的第一站是河北蓟县,梁思成在此完成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蓟县,长途汽车总是不准时,暴雨又时常不期而至。天灾或者人祸,都可能影响考察行旅。张泉说:“在河北遭遇的这一切,只是漫长旅途的开端。未来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运的事。北平、河北一带的考察,是万里之行的起点。

    之后,他们去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生活更加艰苦,但当他们在康城石窟中看到呈现出的门楣、栏杆、塔柱等丰富的古代建筑细节,激动不已,叹为观止。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他们更加相信,中国建筑拥有特殊的“独立性”:“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仅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

    梁思成在山西应县木塔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梦寐。考察过大同、应县以后,梁思成打算向山西中部进发。

    那个夏天,梁思成与林徽因走访了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八个县,调查了三四十处元明时期的古建筑。一路上辗转奔波却又惊喜连连。他们想要证明,在中国大地上仍存在着唐代木构建筑,但它依然远在天边。

    不记得在哪本书中看过林徽因在山西考察留下的黑白照片,娇小的身材攀援在古建筑上,哪里是我们惯常见到身着旗袍从旧时光款款走来的女子;林徽因的美,哪里仅仅是外表,那份优雅深深刻在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着。

    林徽因说:“中国建筑史如同一部侦探小说。”博学多才,颇具文学素养的她写出:“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诗意的句子,构建出中国式的建筑艺术美学。

    古建筑遗存帮助他们一点一滴“翻译”出《营造法式》这部“天书”。每次田野调查都能解决诸多疑难,但与此同时又留下更多困惑。

    张泉说:“他们还怀着更深的愿景,更大的野心。他们不仅要访古、寻古、存古,事实上,更试图改写自己的时代。”他们希望通过调查、研究古老中国的营造传统,最终影响当下建筑界的实践,甚至制定新的规则。尽管这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最终落地李庄。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李庄的名字,那个地处长江上游,上承宜宾,下接泸州,流向重庆的偏远小镇。自从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知识分子迁徙后,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就可以顺利抵达。“小小的李庄,成了这一代学人的挪亚方舟,载着他们迎向未知的命运。”

    在李庄,梁思成开始学习蒸馒头、做饭、做菜、腌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一对本该拿笔、图纸的夫妻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花在维持生计上。这同样也是《我们太太的客厅》中那个优雅美丽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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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泉写道他们的儿子梁从诫长成与当地小孩一样黑壮,讲着四川话,很有意思地联想到《呼啸山庄》的哈里顿,这同样也是林徽因笔下“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流亡的日子里,他们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遗世独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会有丝缕微芒,能够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东方建筑,木构之间,大美无言,顽石之中,亦有苍凉。”

    李泉在书中言:“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在国难烘托下,愈发悲怆。

    李泉写道:“1955年,林徽因在风暴来临前病逝。人生中的最后六年,她参与设计了国徽、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林徽因的墓碑,是由梁思成设计的。他在碑上留下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为爱人的一生盖棺定论。在林徽因复杂的身份标签中,他只选择了建筑师这一个身份。可惜,哪怕这菲薄的、完全无害的七个字,也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去了。”

    “许多年后,人们记住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记住了“我们太太的客厅”,记住了种种绯闻与情感的暗涌,却大多不记得,有许多时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没有留在那间舒适的客厅里,而是宁愿去荒野与山村间辗转,把自己交付给古老的建筑遗存,交付给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

    读了李泉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不禁唏嘘,是什么力量让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事业,还有陈寅恪、傅斯年、王国维、吴宓等。作者说:“许多年后,人们会发现,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开创的时代,同样曾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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