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历史哲学的问题？为什么要讨论史观的问题？一定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我前面说到了历史哲学或者史观是用来塑造我们最底层的身份认同的:究竟我们是谁。通过对我们过去走过来，来理解今天当下我们是谁。这里就涉及到过去有大量的史实，究竟哪些是相关的事实，哪些是无关的事实，哪些是我们的事，哪些不是我们的事，这些都需要通过某种蓝图才能把它识别出来。
不同的蓝图实际上对于砖头是有选择性的。随便举个例子，假如你要创业，就想开一个小水果店的话，有可能你的最大理想就是这个店能够达到20平米，你起步只有5平米，最大理想是达到20平米。这5平米的水果店里，你天天拼命干活就行了，对你来说，你流的汗水是相关变量，融资很可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香帅所开的金融课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无关变量。
假如你的蓝图不是从5平米扩展到20平米，而是2000平米甚至两万平米，光靠流汗绝对做不到，汗水仍然是一个相关变量，但是它的权重会大大降低。而过去对你而言无关变量的东西，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就是你的相关变量，因为你要开始考虑融资的问题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蓝图对于砖头是有选择性的。
于是这就导致我们如何勾画我们的蓝图，反过来它也会决定我们认为谁是我们、谁不是我们，什么是历史当中重要的事情，什么不是历史当中重要的事情。
刚才谈到了重构中国史观的必要性。实际上重构史观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出现，在其他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很多次。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重构史观？一定是大变革时期。大变革时代，人们必须突破过去的认知边界，才能够理解全新的事实和秩序。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构想一个全新的未来，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一个重构史观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前面谈到过所谓历史学在相对意义上就是未来学，你要想构想未来，前提是你先得到知道当下在哪。而要想知道当下在哪，你就必须得回溯到过去，看看你从哪来。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构想未来，我们必须得先来研究一下历史，研究一下我们从哪来。
不能仅仅依靠对于过去事实的重新把握，它同样需要对于过去史观的重新构想。举个例子比如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有一个海角叫罗卡角，有一个石碑刻着两行字：大地在此结束，大海由此开始。
大航海之前的历史上，欧洲人认为罗卡角是世界尽头，因为这是整个欧洲向西深处最远的地方，再往远处是波塞东的世界，没有人能活着回来，所以它成了欧洲人想象的整个世界的尽头。
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它一下子成为人们进入大海最便捷的渠道，因此它就不再是世界尽头，而是世界起点。所以人们会说大海由此开始。罗卡角究竟是世界的尽头还是起点？人们对它的认知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因为罗卡角在物理意义上发生过什么变化吗？什么都没有发生，究竟什么发生变化呢？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发生变化了，你究竟是站在大陆看海洋，还是从海洋看大陆，你究竟是从世界一个小角度看世界，还是站在全球的角度反观一隅，这就是视角的变化，它会导致所有的变化。
比如海洋霸国英国，假如你站在大陆角度，英国是最惨的国家，因为它孤悬海外，但是你站在海洋的角度，它不会受到陆地的威胁，各个方向都是海洋，可以最便捷地进入海洋，因此这成为它作为海洋霸主非常重要的先天条件。
这就是我要谈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重构中国史观，因为我们过去的史观面临一些困境。首先是中原中心论的困境。所谓的中原中心论的直接表征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般的历史叙述里面，基本上所谓的中国史都是围绕着中原史展开的。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其他各个方向的少数民族基本上不怎么出现，出现的时候多半时候也不是好人。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可是为什么这个大家庭里面就没有那些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呢？这对于历史的解释肯定有问题。
再一个，我觉得值得调整的是，我们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个悲情史观。我们认为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了西方的入侵，在西方武力炮舰压迫下，不断地遭受屈辱，不断地挨打，使我们过去的光辉毁于一旦。
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认为中国跟世界是天然对立的关系，因为世界一直在欺负我、打压我，而在这样一种理解视角下，同样也会导致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会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和误区。
我就这两个角度分别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谈到了中原中心论的问题。假如你读过《天龙八部》的话，你都知道萧峰曾经当过大辽国的南苑大王，他是管理大辽国的汉族地区，或者说农耕地区。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的时候，后晋皇帝石敬瑭曾经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大辽，一直拿不回来。大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建构起长城以南跟长城以北，农耕和游牧地区，主动建构起二元的统治模式。长城以南按照儒家农耕的方式统治，以北按照草原游牧方式统治。
在我们的音频课里曾经谈到过，就是中原跟草原之间的互动机制。
草原那边由于草原这些人都是流动性的存在，意味着你要想从他们身上征收赋税很困难。因为他天天到处跑，你不太容易找到他，收税的成本远远大于税收的收益。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一个结果，你没办法依靠税收建立起中央财政，你就没有办法养活一个官僚体系，你就没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只能小规模、小部落的模式进行治理。人数上限有一个极限，150人，这是熟人关系能搞定的，超过150人就必须得靠规则治理，而规则又靠官僚执行，你又养不起官僚，所以只能以150人小部落的方式行动。
为什么草原上又有可怕的游牧帝国？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很多物产只能从中原获取，他要从中原获取物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贸易，一个是战争。里面成本最低的肯定是贸易，问题转化为中原是否愿意跟草原贸易，中原不统一的时候，诸侯国竞争，他们会从草原买马，此时他跟邻居打仗的时候才有优势，谁不买下次打仗肯定会吃亏。
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中原有N多个诸侯国彼此竞争，对草原来说卖马的价格一定是一个市场均衡的价格，因为中原那边在竞争。但一旦中原这边已经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统一农耕大帝国的话，这个统一的帝国市场竞争关系就没有了，此时就会出现一个结果，中原地该可以规定一个很离谱的价格甚至彻底关闭贸易，草原部落受不了了，他们需要物资，又无法通过贸易获取，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可是抢小部落又打不过，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只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此时一个可怕的大游牧帝国就从天而降。这是我在《中国史纲50讲》里面谈到过的，中原的统一一定会导致草原的统一，但是中原没有统一之前，草原上不会出现强大的游牧帝国。
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会导致一个结果。对草原来说，如何确保部落联盟的稳定性？前提一定是大可汗持续带人抢东西回来。因此对大可汗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个人特质就是必须有战斗力，有战斗力、特别能打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是一个小孩，必须得要是成年人。因此在草原上通常的继承逻辑就是哥哥死了弟弟上，没有办法像中原这边父终子继，因为父终的时候，子有可能还没有成年，这样的继承顺序草原有可能无法继承。
兄终弟继，如果弟弟全都死掉之后，谁继承可汗？达不成共识，草原就会内战，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胡虏无百年之命。这是我在课题里多次谈到的。
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超过一百年呢？除非是这个草原帝国不用依靠可汗的强大战斗力，也能够稳定地获取到财政来源了。那么这种稳定的财政来源从哪来？只能是从农耕地区来。所以，我们看到大辽帝国是第一个历史破了百年的长寿游牧帝国，一直到了200多年，为什么它能做到？在于它拥有燕云十六州，并且他在长城以南和以北有两种治理模式，北魏时也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但是后来试图用农耕把游牧吸收掉，所以失败了。
因此这个继承逻辑可以发生改变，这个事对于大宋非常重要。因为对于大宋来说，大宋是靠财政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假如对方非常不稳定，隔一段时间崩溃了，你根本不可能用财政方案解决。而大辽是一个稳定的帝国，又因为幽云十六州在他手里，才能跟大宋谈方案。中原和草原之间一方面有彼此之间相互极为深刻的塑造关系，以至于你脱离一方解释不了另一方，没有中原统一，草原就不会统一，这是他们之间极为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
为什么大宋能够发展出那么美轮美奂的文化，为什么能够发展出那么高水平的经济？跟他能够用财政方案解决对外军事安全问题有着巨大的关联。
因为用财政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解决方式。假如天天靠军事关系解决的话，一定是财政压力巨大无比。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中原中心论的史观理解中国历史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大清不仅没有完蛋，挺过去了，接下来还中兴了一下。为什么其他的朝代做不到？流民起来肯定往有吃的地方跑，就是最富庶的地方：财政核心区。流民一旦涌入，意味着帝国彻底完蛋了。没钱养兵没钱缴费，帝国一定完蛋。
大清为什么能扛过去呢？并不是太平天国没有占领大清的财政核心区，整个江南都被占领了。本来财政即将崩溃，根本养不起可用的兵了，于是就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下去想办法，于是就练出了湘军、淮军等等。给的军饷相当高，靠什么养？朝廷说你们可以征收离津，就是过境税。
给出如此之高的军饷就意味着离津规模大，离津规模大前提是内贸规模大，而内贸规模如何变大呢？是因为足够大规模外贸的拉动，这个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从广州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对外贸易规模极具扩大，从上海、宁波去到海外的产品很多是从两湖产的，运到上海、宁波一定要经过曾国藩、李鸿章控制的地盘，于是就产生了离津。
西方打过来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屈辱，被迫签了城下之盟，开放了很多不得已开放的东西。但是也使得大清帝国意外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霸权的手段，假如没有西方打过来的这么一个事，帝国面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一定崩溃。因为西方打过来，意外的让这个帝国续命。这里并不是说西方欺负我们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而是说西方与中国之间的遭遇，这种互动、这种碰撞并不是最简单的悲情史就能解释的，反而使中国跟世界发生了更加复杂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使得我们理解中国和世界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立体的视角。 这个过程对中国并不是用一句悲情史就能够解释的，甚至即使是在中国非常悲惨的时候，历史的复杂性仍然在起着作用。
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极其复杂的基理，这个也是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极为重要的前提。包括对于我们当下，假如我们对于近代史的悲情史观的话，就会获得一个很不一样的视角、心情、态度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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