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胖荐语：作为施展老师的读者，这8个月在他的思考体系里面确实得到了太多的东西。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刚才施老师已经讲了宋代，北宋。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反过来又有一利。我们对于宋代的想象，往往觉得这个朝代也不杀文人，也不杀功臣，文化那么发达，民间那么自由，连武大郎都可以靠卖个炊饼买一个沿街二层小楼养一个全职太太。
可是你不去理解大辽，你就没法理解宋代的繁荣。宋代繁荣是好事吗？也不是，繁荣意味着朝廷官府对于民间力量的压制就变得非常小，因为你需要繁荣、需要有自由交易，所以你就不能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官家、朝廷相对来说要给民间大量的交易自由，所以导致你对民间的动员能力又极差。所以你看，在自由和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之间取舍，实际上北宋的朝廷是需要选择一个方案的，他们选择了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因为北边有大辽帮他清楚来自草原的威胁，所以这个选择就是合理的。
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呢？这个就没法说了。所以我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说，当我们痴迷于寻找这个世界底层规律的时候，千万别觉得有什么天条。其实每一个局面当中的有主动选择权的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进行选择，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拿到《枢纽》这本书之后，把北宋这一段分析仔细看一下，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行动，而所有的选择本质上也都是不得已。所以读历史，读出不得已这三个字就读出究竟了。
我还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本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这个就更加精彩。其中让我非常开脑洞的就是，整个西方文明通过1840年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压力，刚才施展老师说它也带来了好处。其实就我了解的历史来说，大清的财政在1840年之后实际上是有一个迅猛的增长，跟原来是没法比的，它汲取资源的能力变得极强。但是请注意，这个资源在哪？就是离津，各种各样的外贸带动内贸，所以整个中国近现代力量不行，但是来源在哪？实际上就是税收。国民政府的早期阶段只是为了把持上海的海关税收就够了，内地的农业税是没有能力征收上来的。所以你看，这是好事吧。
但是反过来一想，这又是一个莫大的风险。为什么？因为意味着中国很可能被分裂，因为政府汲取财政资源的源头已经变成了一些沿海的外贸型的城市和港口，也就是说当时力求现代化的政府，实际上和它中国内地的社会、经济来源都已经完全脱离。这个脱离将来一定会是内战、纷争，以及中国最终很有可能分裂的契机就埋下了。
所以施展老师在论述这一段的时候，讲了一个特别开脑洞的词，叫普世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特别怪的词，为什么？我是一个民族，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不能欺负我，我能欺负你们。什么是普世民族主义？天下大同，大家都是兄弟，都是神的子民，这两个是天然的矛盾。
一个近代化有一点殖民地历史的国家基本上全部飘到民族主义这一头，因为要救亡，我们要获得阳光下的民族生存权利，所以一定会导致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上台，他具有强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包括他后来为什么能够激发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他完成。但是请注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只有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的博弈当中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天然有大国责任，你要在世界格局当中扮演大国角色。如果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们在二战之后看到了，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就会导致像印度那样，我们排斥一切外来投资，我们要把国门封闭起来，自己建造一个完备的工业系统，然后和外部世界对抗。直到今天印度实际上也没有走出这种民族主义的陷阱。
但是中国突然有了一个缘分，就是共产主义的输入。共产主义具体的理论内容我们不说了，因为那也是历史上一个当时情境下的论述。但是共产主义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就是它是普世主义的，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从来不相信在一国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论述一定是全球、全人类同时获得解放。后来什么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部是列宁和斯大林搞的那一套。所以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里面，全世界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们工人阶级是一家。所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那一天，实际上严格地说，不叫中国共产党，而是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因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是一家，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最开始的表述。
所以你发现没有？共产党革命实际上就完成了这个特别不可能的结合，就是既有普世主义，又有民族救亡色彩，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当中，就被统一起来。
这个统一起来有什么好处？你看中国从1949年渐渐的我们开始闭关锁国，开始独立，拥有自己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个猛子扎下去潜水。从1949年一直30年到1979年再冒出头来的时候，中国是一幅什么模样？当时我们觉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华民族将被开除球籍，我们在民族主义的情况下生活了30年，经济已经垮到那个程度。
我是小时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就有普世主义的理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的缘分。在文革的时候，说实话各个村只要村口还有一个大喇叭，经常读一些《人民日报》的社论，最普通的不识字的村民，对于全球的形势是很熟悉的，美苏怎么冷战，阿尔巴尼亚人民怎么样了，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大家都知道。
我前不久看到一个数字也吓一跳，你知道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什么吗？就是1981年的《参考消息》，那个时候绝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买报纸的实力。那时候各个城市，包括城镇都有报栏，900万份，这是世界新闻史上一个奇迹般的数字。而在中国《参考消息》这一份报纸，因为是看报栏，所以它的覆盖面应该是达到了几亿人的规模，这是多大的传播量。你想，为什么它有这样的需求？《参考消息》，说的不是本地事，那个时候是唯一被允许公开发行的外电报道。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于世界事物的关心是根植在血液里了，这就是这么多年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结果，中国人天然觉得世界的事我要操心。
今天的老干部在家也要拿一份《环球时报》，具体观点我们不评论，但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心怀世界的传统在全世界所有大国当中可以说是最热烈的欲望。你要到美国看一看就知道了，美国众议员80%连护照都没有，从来没有出过国，你说北京、上海、深圳在中国什么地方，绝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但是绝大部分中国都知道洛杉矶在美国西部，纽约在美国东部，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80年代迅速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能够那样地张开怀抱和全世界的体系进行融合，为什么我们在90年代会迎来那样的一轮中国制造和世界体系的对接，为什么进入WTO之后，中国会快速地生产力成长。
这实际上和一百年来，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就给中国这个肌体当中注入的基因是有莫大关联的。你看，这套思维方法论，具体对错咱们不讨论。我只是说它开了一个脑洞，开了一个解释角度。它就是试图把原本已经割裂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甚至是中国的当代史打通来看。你是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你的一举一动都参与到世界体系的生成，整个世界下一步的演化方向实际上跟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主动选择密切相关。
当你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中国绝对不是世界的应变量。不是因为我们弱，所以别人打过来我们就受欺负，别人欺负我们就反抗，别人要侵略我们就反侵略，不是这样一个被动的大国。我们是一个如此大的超大规模的文明体，所以我们对世界的反作用是一定要把它认知到的。
这种认知如果认知不到，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拿美国来说，美国从华盛顿开始，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孤立主义。民主，我们有制度上的创新，我们在新大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新精神。所以美国国父一代一开始就认为我们孤悬海外，我们有富饶的土地，我们可以不搭理外面的事。
当美国在18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世界第一的时候，你觉得你不承担世界责任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最近我正在想策划一个系列节目叫从灯塔到船长，就是把美国从威尔逊时代一直讲到二战之后，刚开始美国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只有一个书呆子总统，叫威尔逊。因为他是教授，他觉得我们要承担世界责任。实际上威尔逊搞的一系列主张，即使国外在巴黎和会都谈成了，美国国会就是不批，我们就关起门来过自己日子挺好。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外交部，有两任总统，一个是哈丁，还有一个是柯立芝，这两个总统不管事，他们的外交责任就落到了国务卿。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想，我还是当灯塔，我干得好，你们看着我就完了。你们学，我才不想干涉你们的事务。美国那时候想干涉全球事务的主要方法就是搞国际法庭，输出英美法系，试图再造国际法的方式给世界提供秩序。还是我不想管，给你一套规矩行不行？也不行，为什么？华盛顿条约日本到后来就退出了，根本不搭理你。
我们想一下，如果二战之前美国坚定给法国提供保障，可能后来的发展轨迹跟我们后来看到的就不一样。二战之后有什么好处，珍珠港事件，当然后来获得了全球的领导权，但是毕竟也是美国大国的损失。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大国的责任，你的体量规模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全球治理的责任，你是跑不掉的。很多人说美国可以孤悬海外，你在搞孤立主义的时候，是因为大英皇家海军保护了大西洋。如果拿破仑统治欧洲，大西洋能征服美洲吗？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孤立一定有一个世界秩序的治理国。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你自惭形秽也好，夜郎自大也好，总是觉得我们自己的实力不行不行不行。但是这些年，中国的实力我们已经觉得行了行了，你以为自己行了就行了吗？你不思考自己的全球角色，到最后全球的动乱、饥荒、恐怖主义不会威胁你中国吗？所以，重新思考中国的枢纽角色，重新思考这个国家从历史深处带来的那种血缘和超大规模的特性在全球当中的特定位置，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躲也躲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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