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去世的。那年8月，整天下雨，淅淅沥沥的竟然连续下了一个多月。院子后面的窑洞的墙壁上，都开始往下渗水。父亲闲不下来，就整体带着我去地里查看庄稼。
我那会还小，似乎每天都充满着快乐和新奇。直到有天晚上，躺在父亲身边的我，竟然发现睡梦中的父亲再也无法苏醒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快乐就要终止了。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八十年代读过高中的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快且又善于学习的人，他经常去公社的新华书店买一些他喜欢的书。通过看书，能制做出各种各样我想象不出来的东西。
那时候流行卖类似于萨其玛之类的米糕，父亲就自己动手用刨子做了一套压制工具，随后又在灶台上支了一口大铁锅，放了很多小麦，慢慢的竟然能熬出来焦黄色的、用筷子一挑、能往下流成一条线而不会断的麦芽糖。当米糕最终被做出来时，那种甜美的滋味，连做的梦都是甜的。
父亲的眼光非常敏锐，也很务实。当开始流行做小生意时，他就开始在到各个村子里收鸡蛋，然后在家里制作好松花蛋，再将骑自行车将这些松花蛋送到郑州的各个小区去叫卖。
他还在家里做了一套利用灶台的余热来孵化小鸡的系统，每一次能孵化出好几百只小鸡，这个创举吸引了周围好几个村子的人争相观看。孵出来的鸡仔，还没轮到到集市上卖，就被上门看稀罕的人买走了。
由于父亲的努力，家里生活很快变得富裕起来，原来的草房也换成了村里第一个砖瓦房，引得四邻羡慕不已。村里人如果缺钱，也都会首选我家来借。但凡来者，父亲都不会让人空手回去。
父亲心地善良，所以在售卖东西或者借钱给别人时，并没有记账或让对方写欠条的习惯。但是当父亲去世后，那些借钱的人，再也不承认从我家借过钱。即便是妈妈记得清清楚楚几笔账目，去要时，对方也会矢口否认。
从父亲去世后的那年开始，虽然我还不到11岁，我作为家中的唯一的男人，便开始承担了家里的一些重担。家里一共有三四亩地，地里的种庄稼、除草、收割、施肥，只要我能干的动，我都会尽力去干的，从来都不会叫苦。
记得上初一时，我考上了镇上的重点中学。那年的初冬，夜已有霜降。每天早上4点多我就会在天未亮时起床，安好架子车，用铁锹把农家肥装到车上，冒着寒气，在月光下拉着满载的架子车往地里送。我在前面拉，妈妈在后面推。家里有一块地在山坡上，坡长路陡，我俩根本拉不上去，我就自己跑回村子里，看见只要有人早起，就会“叔长大爷短“的叫人家来帮忙。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来帮忙，当遇到人家不情愿的时候，也是最无助的时候。会气的悄悄的躲在没人的地方哭一场。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车子总不能再拉回家，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几个比较亲近的本家叔伯家叫人来帮忙。
“遇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生气或者哭是没有用的”，我的这个简单而有用的哲学观，也许就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以至于长大后，凡是遇到问题，我基本上都会冷静的分析并认真去解决它。
因为穷，所以志气不能短。在镇上的初中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当时一个年级有两个班。我和另外一个班的一个叫王新友的同学，始终把持着全年级的前两名。要么我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要么他下次全年级考试第一，初中三年里，我俩从来都没跑出过前两名。
在镇上读书，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那时候很奇怪，家里虽有三四亩地，但是粮食产量很低，大概一亩地也就能打四五百斤小麦的样子，交了公粮以后，其实是所剩无几。家里产的粮食总不够我和姐姐在学校的伙食。
在学校食堂吃饭，必须将家里的小麦装进布袋里，运到镇上的粮店后，再拿着收据再到学校的食堂按比例换成粮票。比如100斤的小麦，只能兑换大概不到80斤的粮票。
在学校吃饭，必须要粮票和菜票搭配才能使用。菜票的兑换是一块钱人民币兑换一块钱的菜票。当时最便宜的饭是汤面条，一碗汤面条是二两粮票另加五分钱菜票，像我那个年纪，只吃一碗汤面条根本吃不饱，最好再加一个馒头。而一个馒头需要二两粮票，对于我来说，这已经很贵了，吃不起。
学校每隔几天都会改善生活，于是就做一些比较贵的菜，比如肉夹馍、烩菜。一个肉夹馍是一斤粮票，一个盘带肉的烩菜是五毛钱。在我三年的初中经历里，我根本就没有吃过。每当我从正在吃这两个菜的同学旁边经过时，那个香味是那么的诱人，我只能快步通过，闭着鼻息，不去闻它。
我和姐姐的粮票总不够吃，妈妈不得不去几个姨家里去借粮食，虽说同属姊妹，但为人却差别很大。三姨很自私，不愿意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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