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熬到了再次去北京的日子，对于我，这真是刻骨铭心的煎熬。临行之前，我提前预定了宾馆，网上买好火车票，收拾衣服……老公像个没事儿人一样，似乎就等着日子到了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啥也指望不上。我是个急性子，这些事要等着老公去做，估计我磨破嘴皮也催不动他，何况我现在说话都累得慌，人家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一切。
这种时候，我很难受也很绝望，没有一个人能帮上忙。病了，倒了，真正承受苦难的只有自己，我身边连个说安慰话的人都没有。仔细想想，人这一辈子就是白折腾。身体好的时候，努力赚钱，结果身体垮了，又把钱一点点地还回去。钱终究是身外之物，我们赤裸裸地来，又灰溜溜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次北京之行，我肯定会得到一个结果。我也想好了最坏情况的应对方案，那就是做神经干细胞移植，虽然我对这种前沿的科技并不了解，也许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和最后的救命稻草了。这种移植手术的费用自然不会少，我们把积攒下的十几万元钱都带上了。其实对神经干细胞移植的说法，我是从百度上搜索到的，那时候我刚得知自己可能是运动神经元病，于是就开始上网查。只要在百度搜索栏目里输入运动神经元几个关键字，电脑屏幕就即刻弹出查了一个北京武总三院的窗口和对话框，该医院的网页上说能治疗此病。
为此我也咨询过沈阳的专家，虽说沈阳医大一院神经内科的教授都告诉我那根本是扯淡，骗人的。我却不相信这是假的，我觉得医院是正规的部队医院，又是在首都北京，再说了网上介绍得那么好，怎么可能是假的呢？病急乱投医嘛，不管怎么样，我也想趁这次机会去看看。
不过我的首要任务是去协和医院确诊，一些上次去北京的票据、资料等都在老公的包里，我也没管。因为这次网上肯定挂不到专家号，办理加号需要之前的病历，检查也要交费的单子，我也很多次地提醒过他，他非常坚定地告诉我就在包里，我也这么以为。我把年前在沈阳做过的有用的检查报告也带了，准备此次去北京多去几家医院，有人说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也不错，顺便去看看。我在整理这些资料时，也忽略了一件事，其实协和的病历就在其中，因为老公也多次说在他的包里，我鬼使神差地误以为那是在内蒙做针炙的病历了，连翻看一眼都没有，就直接忽略而过了。
整理好了一切，就要出发了。我再次提醒老公确认一下包里的东西，我都嫌自己啰嗦，真烦。大概他们都烦了吧，家里还有从外地赶来帮忙照看孩子的大姑姐。老公打开包，翻遍了每个夹层，根本没找到病历本，其他的材料倒是原封未动，这么说他是干脆从未确认过了。一时间，我们都傻了，谁也想不起来放哪儿啦，怎么回事？毕竟过去了几个月，看来他多次的肯定回答完全是凭空想象，简直就是敷衍我。
这时，他突然又说压根儿没有病历，并且又变得异常肯定。不可能！我分明记得医生写了很多内容呢，何况我们还曾试图用它办理过加号呢。他反倒更坚持自己的说法，我已经没有力气辩驳。因为生气和愤怒我的身体变得更加瘫软无力，那一瞬间，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压抑、悲伤、心痛和绝望让我禁不住嚎啕大哭。胸口像压了一块巨石般沉闷，我想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怒吼，我几乎崩溃了。就这样眼看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驱车赶往车站。说实话，我都不想去了，我知道如果没有上次的病历，又挂不上专家号，我们此行的协和求医恐怕要费尽周折。
刚到车站老公就接到电话，病历本找到了，大姑姐急匆匆地送到车站，在检票结束的最后一分钟，我焦急地一遍一遍拨打着电话，就在这时，老公拿着它跑了过来。火车疾速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天空阴沉沉的，如同此刻我的心情一样凝重黯淡。虽然已是春天，列车所经过的大地依然是尘土迷茫，那些绿意被深深地隐埋在大地下，它们还在沉睡。远处的耕牛和劳作的农人在田里忙碌着，我坐在在高高的车厢里，他们的影子飞驰而过。
独自望着窗外，我的眼泪却不由自自主地飞，天地间，没有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人能懂得我此时此刻的心。耳畔的风在飞驰，不留一点痕迹，眼前喧嚣的世界，与我何干？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在哪里？何处才是尽头？
春天的列车，承载着我的梦幻和希望就这样向前行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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