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一座斑驳的泥砖屋，老人告诉我：“这就是你太姥爷的老屋。”我无言地望着老屋，鼻子却是一阵发酸。在我的身上，也流淌着祖宗的血液，可今天面对先祖的家，除了那紧锁的大门和破烂的窗格，留给后人的，又有些什么？
太姥爷是有些钱的，要不然他就不会为舅公买个盐官来做。不幸，就从舅公这个盐官开始。舅公长得很帅气，一米八的个头，又识文断字，可谓是玉树临风。所以，舅公到潮汕采购公盐时，当地的一名富商看中了舅公的才气，把女儿许配给了舅公。舅公也钟情这个高挑秀气的潮汕妹子，于是把她带回了家，成了我的舅婆。舅婆跟着能干的舅公，平淡而幸福地生活。
可是，命运的变幻无常，给了袁家一个致命的打击。解放不久，舅公因为曾经的盐官履历，被枪决了，只给舅婆留下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儿。可怜我的太姥爷和我的舅婆，一个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个年纪轻轻就失去丈夫，那份凄惨和哀痛，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太姥爷，不久也去世了，老屋，自此开始衰败下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目光的回归和知识的积累，我常会把年少时形成的一些历史观进行重新思考和纠正。因为真实，因为渊源，有时候不得不把笔，触及那有些不堪的往事，正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李辉的《沧桑看云》一样，无论是小人物，还是文化界名人，我们回避不了曾经发生的一切。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无论须尽欢的得意，还是泪与血的悲戚，都离不开时代的背景。
想起了儿时随母亲探亲时遇着的一位老婆婆。那年她在屋门前经过，穿着打了补丁的蓝黑色大襟衣，挑着筐子，佝偻着背，妈妈叫了她“大娘”，她应了，还说我真乖。我问妈妈她是谁？妈妈说，她原来是村里的地主。地主？地主是这样的吗？我无法将她和电影小说里描写的浑身绫罗绸缎的“地主婆”划上等号。妈妈说，咱这穷，就算是地主也要下地干活的。这也就是说，地主，并不全是只会躺在床上抽大烟、凶神恶煞般的人，“地主”，其实也很和善、很勤劳。而在后来的阅读中，历史上有不少的大户人家，逢到灾荒之年，还会开仓施粥，救助穷人。
夫家的太祖父，也是这样一个乐善好施之人，置下了好些田庄，每年都会预留几担谷，用来帮助穷人和乞讨之人。快解放时，太祖父听到风声不对，赶紧把辛苦攒下的农田，分给了别人，解放后给评了个“中农”。就是“中农”这个阶级成分，太祖父也未能躲过被批斗的结局。家父还小的时候，是跟着太祖父一起跪过瓦片的，这也决定了家父的青少年时代，被政治抛弃，无资格参加任何会议，不能参军，一辈子只能和手艺、书本、琴弦打交道，也促使他对易经相学命理有了比较深入的思考。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家父自尊且自强的鲜明性格，一辈子凭本事吃饭，一辈子乐于助人，一辈子结下了好人缘。
每年中秋给先祖上坟的时候，我总能听到好些关于逝者的故事。逝者如今都安睡在大山之中，早已化为黄土，天下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如这黄土浮尘，扬起，又归落，重复上演着人生与人性，命运与国运的故事。
不知道今天的太平盛世，还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为先祖昨天的不幸而伤感。其实也不应伤感，过去的终究过去了，毕竟人们依然在顽强地活着。太姥爷的后代，听说又枝繁叶茂，在当地可谓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太姥爷和舅公的在天之灵，在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可以宽慰了。
门前的稻田绿了黄，黄了绿，几十年过去了，老屋依然在风雨中飘摇。今年，新建的高铁，将从老屋这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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