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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北大:乱世中的象牙塔

民国时期的北大:乱世中的象牙塔

作者: 我就是上官良i | 来源:发表于2018-05-17 12:58 被阅读149次

    严复:毁家纾难,救国为民

    1912年内外交困的清朝终于覆灭了,不过此时的京师大学堂已今非昔比,不过它不能再叫京师大学堂了,它换了新名字——北京大学,严复成为了首任校长。严复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翻译了许多国外名著,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一直以来仕途不顺,虽然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严复就曾在这里就职,但直到1912年5月4日,他才当上校长,这时的他已经58岁了,但他仅仅在岗五个月就辞职了。然而严复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主持北大的改革,重现归并了学科,规定教员不得在政府兼职,开设了外语和西学的课程,在办学方针上他主张兼收并蓄,广纳众流,这为随后北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由于当时的北大刚刚试图从僵化的体制中抽离,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均没有太多成就,于是6月财政部下令削减教员薪水,严复以书信的形式建议大总统和教育部撤销命令,最终教职工的薪水得以全额发放。但教育部的高官们显然非常不满,7月教育部称:“该校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之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遂决定停办。”严复一边向袁世凯和教育部递交不可停办帖,一边争取国际支持。最终北京大学得以保全,8月严复在各大外国银行筹办办学经费。但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愈发激化,9月袁世凯聘请严复担任顾问,教育部以其违反“教职工不得在校外兼职”的规定打算撤掉严复校长的职务,并在各大报刊煽风点火,自尊心极强的严复遂在10月提出辞职。在这短短五个月里,严复为了北大的存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功不可没。

    蔡元培:涤荡污浊,革旧求新

    1916年12月,蔡元培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当时的报刊这么写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这个留着偏分发型和两撇胡子的读书人领袖绝伦、兼容并包,带领北京大学走上思想殿堂的顶峰,此后由他催发、护持的一场激进狂飙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并改变了接下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走向。

    当时北大的风气比起清朝时候已经大有改观,但沉下心来做学问的学生教授仍然是少之又少,这些学生心思都在升官发财上,平时走在街上老百姓都称呼他们为“老爷”。而那些教授也大多是前朝官僚,熟人见面恐怕还要称呼一声“中堂大人”。即便有零星几人关心学问,大多都是唯唯诺诺,畏手畏脚,思想仍然很保守,对关系民族命运与国家安危的问题漠不关心,一副老派儒生的样子。

    这些教授但凡兜里省下一点闲钱,便相约着去八大胡同寻花问柳。以至于当时百姓戏称八大胡同嫖娼的主力军是“两院一堂”,两院指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指的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但是读书人不似政客,多半还要点面子,硬是把嫖娼称之为“探艳”。更有徐佩铣这样恬不知耻的教授大肆宣称这是不拘一格,甚至带着大家一起嫖,自称探艳团团长,还经常跑到东安市场对着女性耍流氓。再看学生们,平日无事则在公寓里赌钱,交口传诵污秽不堪的黄段子,嘴里充斥着某某女性的屁股大腿,空闲时候去剧院看剧,写了一大堆黄段子剧评,这些黄段子流传到社会上,以至于北大成了“浮艳剧评策源地”。

    种种不堪,不一而足,蔡元培决定下狠手,开除了一批教员和学生。除了那些不学无术,嫖娼赌钱的渣滓,还开除了辜鸿铭。辜鸿铭是个老派儒生,虽然学贯中西,但脑子里仍是君君臣臣,男尊女卑那一套,平时讲课喜欢夹带私活,给学生灌输封建思想,平时的时间里主要就是对着白话文和新文化开炮,所以蔡元培不得不把他也开除掉。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随后蔡元培三顾茅庐,说服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迁到北京,随后聘请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到北大授课,除此之外还有梁漱溟、刘师培、黄侃等异于常人的大师级人物,就连辜鸿铭也得以回到北大继续授课。

    在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下,一大批先进刊物和思想团体出现在北大校园里,这些新刊物、新青年倡导白话文,介绍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抨击封建礼教。当然,在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国学大师的坚持下,热心国学,研读儒学,尊孔复古的刊物也不乏拥趸。蔡元培在1920年还着手正是招收女生入学,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当年蔡元培就职时曾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他确实通过努力把北大改造为一所真正的学术殿堂,此时的北大制度完善,思想自由,学术氛围浓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思想,讲科学的新派学者,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蔡元培:心力交瘁,殚精竭虑

    但这滚滚的新文化洪流也为蔡元培埋下了隐患,当时的学校里充斥着不同的思想流派,甚至存在着籍贯和派系之争,这些学派通过报刊、演讲、集会等方式互相抨击倾轧,以至于惊动了政府高层,当时的部分老派政客对新思想甚是反感,便趁机游说高层,要求撤去蔡元培校长之职,但最终都被蔡一一化解。

    虽然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但他并不希望学生卷入政治斗争中去,他希望学生潜心于学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当新文化的洪流决堤时,他也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他觉得这些学生和教授思想过于激进,他认为: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学风就应该从热衷政治转为专注学业。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他就因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上总统府请愿的事而几欲辞职,但随即而来的五四运动,学生们罢课游行,火烧曹府,殴打章宗祥,引来政府军队镇压,一批学生被抓进监狱。

    无奈,蔡元培只得上下活动,四处周旋,安抚学生,恢复秩序,最终把学生解救出来。但随即他便递交辞呈,并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这群自认为为世道正义而战的热血青年学生  一时间如同堕入冰窟,不知如何是好。

    陈独秀在晚年回顾过往时曾沉重地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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