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电影，观众捧着爆米花靠在椅子上，眼睛正对着屏幕，他们或沉浸在电影的情境中，或沉浸在爆米花的香气中，或沉浸在家人的陪伴中，这时，响起了一串枪声，是在上演一部枪战片么？可这枪声为何离我们这么近？近到仿佛子弹正打中我的心脏。
不是枪战片，是恐怖片。一个看不清脸的年轻人拿着自制的手枪对着正在看电影的观众进行扫射，最终9死，21伤。
一时间电影院变成了人间地狱，所有的人如潮水般往外涌，一位妈妈逆着人流拼尽所有的力气要挤进电影院，因为她的儿子在里面。
从此，她多了一重身份，受害者家属，两年间这个身份压着她透不过气，她想到要随孩子而去，她无数次无数次地自责后悔，如果当时她陪在孩子身边，如果当时他们没有选择这家影院，如果那天她恰好有别的事情要忙，如果如果，无数个如果折磨着她，作为一名媒体人的她，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工作上，她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工作女魔头。昔日最亲近的人离她越来越远，年幼的女儿在她的影响下开始叛逆，一边是受害者家属捱不过的丧子之痛，一边是加害者家属沉重无比的“杀人犯家人”标签。
这种杀人行为在台湾被称作随即杀人，杀人动机不明，所有人都高呼“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可是他杀了9个人，要怎么抵？
键盘侠永远看上去慷慨激昂，“管他那么多，先杀了他再说”。
有一个法扶律师，他对此人判处死刑无异议，但他更愿意知道真相，如果把人抓起来立马枪决，很简单，但是如果枪决杀人犯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个世界就没那么多复杂的案子了，但是真相往往扑朔迷离，它可能隐藏在谎言里，可能隐藏在真相的谎言里。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做加害者家属和杀人犯的思想工作，试图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流找到随机杀人背后真正的原因。他怀疑杀人犯有精神疾病，他想如果找到真相，才有可能从本源上杜绝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或降低此类事件发生的概率。
但加害者家属竭尽全力地回忆与杀人犯共度的时光，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杀人犯也始终不愿意打开心扉，只一心赴死。
终于，在这个法扶律师无数次的努力之后，受害者家属愿意走入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杀人犯也愿意打开心扉了，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谁不渴望活的明明白白，两年的时间虽然还没有抚平受害者家属的丧子之痛，他们也同样渴望知道真相。
就在大家往前一步可能是真相时，死刑执行，仿佛一粒子弹穿过之后，这个世界就会恢复宁静。
但现实情况是，这粒子弹仿佛一颗投向本就不平静湖面的石头一样，媒体和网络以及受害者家属将目光投向了加害者家属，虽然在随机杀人案件发生之后，他的家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妹妹辍学、改名，父母变卖房产躲到乡下，常年不敢正常与人交往，
但媒体仍对加害者家属当时的生存环境大肆报道，对杀人动机穷追不舍，即便杀人犯的父母无数次地跪倒在媒体前，无数次地对受害者家属下跪，无数次地道歉、忏悔。没有人选择原谅他们，有些不原谅我们可以理解，有些人的不原谅是另有所图，令人作呕。
以上是今年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情节。
剧中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对无良媒体掷地有声的质问“你们杀的人难道比我哥少么？”
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追求阅读量，可以放弃媒体的尊严，可以放弃客观公正，可以夸大事实，没有人会去追究，因为当事不关己时，观众和用户需要刺激，久而久之所有的人对媒体的报道开始麻木不仁，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剧中受害者家属最终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走出时，为人父母的他们怎么不能体会杀人犯父母深入骨髓的痛苦？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离开的人已经离开，而他们却要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父母的枷锁在这人世间负重前行。
我们以为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偶尔看到新闻报道时，唏嘘不已，庆幸事情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同时，对事件中的人物指指点点，网络上雪花般的留言，每一条几乎都在伸张正义，每条几乎都慷慨激昂。
最可怕的不是有人倒在血泊中，最可怕的是有人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中时，却拿起馒头蘸着血入口。这些人就是网络上一分钟可以敲下一百条“慷慨激昂”留言的键盘侠，这些人就是茶余饭后拿着新闻软件里的枪杀情杀暴力事件谈笑风生冷漠的路人甲。
恶与善一样，所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善恶就在我们身旁，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真正的事不关己吧，很无奈，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有不幸发生，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做那个吃人血馒头的人。如果善小不屑为之，那么也请恶小而勿为之。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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