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暑假，经历过高考的洗礼，空气终于变得散漫起来。等待成绩横空出世的半个月里，大家都卯足了劲，怎么刺激怎么来，趁着刚刚解放又未接受审判的这段真空期，娱乐到昏天黑地。
那年我十八，还保留着从娘胎里带来的一缕唇髭，喜欢骑一辆从网上淘来的冒牌悍马山地车，刚正不阿的军绿色横梁上漆着霸气的标识，叫上花狗、成狗三人从县上到市里，进行一场往返八十公里的简易骑行。
那年老爸把一台二叔淘汰掉的三星大器送给我，并且装了一张电信卡，这样我就拥有了第一台可以打电话的智能手机。
度过了精力旺盛的开头几天，圈子里普遍陷入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很多人像无业游民一样毫无头绪地闲散在大街上。可能以前高压的紧张日子过惯了，猛地卸去负担反倒有些不适应，一根根弹簧都咻咻地蹦了出去。
可以查询成绩的那天，出于对结果的不敢面对，我故意找各种闲事岔开话题。我闭眼躺在床上假寐，我爸进来拿指头戳我脊背，这是他一贯方式。他貌似对我的态度很不满，嫌我跟没事人似的躲在一旁。他没好气地发问：“哎！准考证哪！”站在旁边干等，装睡的人怎么可能回应他。他又带气地屈起指节捅我两下，见我铁了心，叹气说：“怎么是这一号子人！”这句话在我们那里已经算严厉的否定了。他只好自个翻箱倒柜，从我书架上拿走准考证自顾查去了。
我考了一个没什么特色的分数，一家人都不知道对于这不高不低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他们分别打了几通电话，向之前关心过的人汇报了消息，顺便也打听了亲友家和我同一届的考生，神情惘然。
接下来填报志愿，我列举了清一色的南方大学，一所比一所远，看得我妈直发愣。她皱起眉头试探性地询问：“难道省内就没有个你能上的大学？要不西安，西安总行吧？”我了解她的心意，总共就我这么一枝独苗，含辛茹苦拉扯大，现在却要拍拍屁股远走高飞，把两位老人扔在家里，肯定怎么都不适应。
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一头扎向诗和远方，仿佛鬼迷心窍，从天高云淡的黄土高原，一笔挥至椰律海韵的天涯海角，没有商量的余地。
后来被毫无意外地录取了。当初主要看上校园的景致，再一个门槛也低，本着插翅南飞的少年热血，我觉得一切正在开始步入正轨。
木已成舟，家里人即使一万个不情愿也得放开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儿女大了留不住。我之前给我妈怄气的时候，她就会眼泪汪汪地叹息自己命苦，没有教育出孝顺儿子，“饭碗子养活仇人”，不仅针对我个人，恐怕也是最无奈的社会写照。
我家算是中产阶级，父母同为公务员，那些微不足道却又不可或缺的齿轮末梢的一环，维持国家机器的运作，吃着国家的俸禄。铁饭碗总是比较牢靠，他们出生的时期，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正是人才稀缺的关头，国家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包分配。他俩都上过师范学院，在那年头，村里谁家出个大学生可算天大的能耐。他们以前在镇小学教书育人，手下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我就出自其中一批，我妈曾给我当过三年的语文老师。
后来因为成绩显著，又动用些许关系，调到了县城机关单位，从事另一种形式的为人民服务。两个人兢兢业业，省吃俭用，从刚开始的十几块工资，二十年下来硬是攒够了一套房，还有多余的力量帮助亲朋好友渡过难关。我们虽说没法接触山珍海味，却也没为吃穿发过愁，整体情况达到了入门小康水平。我大姨跟我聊天时经常提到：“你要学习你妈的过日子啊，精打细算，对什么都尺划得周到，不像你表哥，大手大脚，一笔糊涂账，做事情没有规划，搞超前消费，现在一屁股烂账，多半还是你们家垫付的，一时半会也还不上。你妈虽然贴心家己，但你爸怎么说也是外姓人么，他嘴上不说，可我这心里发慌啊！”
大姨家是从穷苦日子里走过来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她在家里排行老大，比我妈年长十多岁，我妈小小的时候她已成了家里的青壮劳力，种地挑粪，回来还要帮着做饭的外婆照看弟弟妹妹。外公没让她上学，她无数次盯着我手中的笔出神，流露出一副羡慕的神情喃喃自语，“看你们会写字的真好啊，我要是当时识过字该有多好。我只上过一天学，在教室里坐了半个小时，没钱交学费就再没脸去了。我现在只会写自个的名字，来我写给你看。”我把笔和本子递给她，她接过便趴在桌面上，像个一年级小同学一笔一划地认真写。看纸上歪歪扭扭地画出三个刚够辨认的汉字，她咧开嘴，眼底有东西在闪动。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传统的婚姻是由当事人之外的一批人帮忙张罗的。我姨父当时是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人长得精神，办事麻利干脆。他家弟兄四个，家大业大，我姨奶奶曾让多少家里一窝姑娘的乡邻女人眼红。哥几个也争气，除了生产队里的活计，个个身兼副业，敢闯敢拼，在庄里算得小有名气。
夏天麦子收割完毕最是热闹，每个生产队都有属于自己队的打谷场，家家户户把麦子从山上用架子车拉下来，在打谷场的周围堆出一座座金黄的蒙古包。在连续几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队里所有的人家齐聚谷场，扛着柴叉、扫帚，端着簸箕、麻袋，提着暖水瓶和馍馍干粮，带着老婆孩子。大伙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我姨父自己拥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也是整支队里唯一的一台。收获的季节，往车厢尾部挂一只辘轳，便成了碾场的利器。辘轳就是中轴穿孔的石头碾子，我们方言叫做碌鼠。碾场的工作十分神气，先靠人力拿柴叉将麦垛摊开、铺平，形成一片金色的湖泊，姨父再驾着拖拉机长长的手把突突入场。
麦粒与麦壳在一轮又一轮的碾压中剥离，麦子终于在碌鼠欢乐的滚动中张开紧握的手心，口吐莲花般绽放出一粒粒饱满的粮食。拖拉机手姿态飘逸地半躺在麦草填充的坐垫上，靠单脚蹬舵来控制方向，那派头，堪比如今躺在劳斯莱斯后座的老总。拖拉机在他们熟练的操纵下像极了旋转跳跃的钢铁舞女，浮动在黄金麦浪里如同轻舟泛于碧涛之上，在骄阳的映照下，耕耘出一圈圈殷实的年轮。
碾场完成的下一步是扬场。人们把散落在场地的柴草用叉挑起来重新摞成垛，然后扫起底下铺着的密密麻麻一层麦子，拢成一堆，几个人站在两侧严阵以待。拖拉机开到位，卸下皮带，将一块巨大的四叶铁皮风扇安装到飞轮上，螺丝拧得紧紧的。摇把启动的时候，风扇随飞轮旋转，柴油机发动起来，产生强劲的风力。人们手持木锨，将混合着麦壳和尘土的小麦堆，对准风力，一锨一锨地高高抛起。尘土和麦秆麦皮顺着气流飞舞，人们在金色的尘屑中若隐若现，变成一出金黄的皮影戏。杂物全部落到一旁，剩下的干净麦粒就可以装袋，然后直接拉到城门口的磨坊里去轰隆隆地磨成面粉。家里自磨的面粉虽不白，但结实养人。剩余的粮食往家里的粮仓一存，或粜或未雨绸缪，心里总归是踏实的。
一个秋种，一个夏收，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时节相去无几。这段气候忙过，便迎来了农闲时分，很多男人会随富业队进城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我姨父有条件，沾了拖拉机的光，没必要上外地受罪，多数时间跟着车队往邻镇或邻县一趟趟粜粮。鼓胀的麻袋胖子挨个躺好，码放整齐、捆紧，高高一车厢，两吨多重。天麻麻亮就得动身，那时根本没通公路，只能走山上崎岖坑洼的骡马道，天又黑路况又复杂，非常操心。往往中午才能到，将粮食交到供销社手里，过磅算账，再拉一车菜水马不停蹄往回赶，披戴一身星辰。
所以外婆对这个姑爷赞赏有加。当时她到处托人打听，终于带回来展示给青春少女的大姨。这一看，俩人眉来眼去立马就对上了，大姨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陈家的媳妇，一当就是四十年。她命苦，很小便开始为家里分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只有把年纪轻轻的老大嫁出去。幸而老天是公平的，补偿给她一个疼她爱她的男人，赏赐她一份女孩子应有的爱情。直到现在，老两口仍特别恩爱，经常你来我往地拌嘴。即使从来没有表露过肉麻的情话和亲昵的动作，但简单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包含着无微不至的关怀。可能他们自己感觉不到，因为那已经习惯成自然，浸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姨为陈家生育一儿一女，功德圆满，但经济上一直脱不开农家人的标签。跑长途累人，姨父身板再硬朗，毕竟是血肉之躯，所以他还捎带几份附近村庄的作业。小舅成人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姨父出车，他们眼头亮，总能把握当时的商机，买了两台土坯机，拉着串山给人家造建材。当时的房子都是土坯房，红砖青瓦那是万元户的家宅。土坯的原料极其简单，只需脚下的黄土，和脱下来的麦衣（壳）。工序也足够简洁，头天用水泡散，再倒进机器的模具，压成瓷实的方块，然后摆在一旁晾晒。这种土坯不仅是盘炕和盖房的上乘材料，更重要的是物美价廉，硕大的一块只按厘算，在当时非常抢手。弟兄俩靠这个小赚一笔，说发家致富也不为过。
千禧年如期而至，科技也以崛起的势头更新换代，之前那些安全系数低、耐久度差的物品逐渐淘汰，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两台机子遭遇了冷淡。小舅又买了一台大型的脱粒机。这个红色的铁皮大兽吼叫着吞进麦束，吐出麦粒，拉出柴草，新科技能节省不少人力，受到乡亲们青睐，导致碾场的人家也所剩无几。石头碾子成了村头摆设，被喜欢蹲在上面扯闲的乡人的拿脚底板抛光，深深地嵌入土里，开春便会有青青小草从底下探出来。
表姐初中毕业便辍了学，托见过世面回来的可靠老乡带着，跟一群外出打工的女孩子去了兰州。在理发店里学剪头，在火锅店里当小妹，住廉价的集体宿舍，坚韧地闯荡在工业城市的钢铁丛林之中。或许她曾经感到孤独与无助，甚至只是小女孩纯粹对陌生的恐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西窗的一轮皎月落泪。无从考究，历史书早已翻盖了无数章节。现在的她在东南沿海经营一家服装店，拥有简单的三口之家，忙碌地赚钱供给女儿，同千千万万年轻的母亲一样。
表哥一直读完了大学，生活费里有一半浸染着他姐的汗水，后来分配回到本镇小学做教师。他对别人都是一片赤诚，甚至显得有些缺心眼，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办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案，爱憎分明，他也因此笼络了不少过硬的交情，人际关系搞得活。
表姐之前和姐夫做过一段手机生意，表哥随之也在镇上开了个分店。人人都想着多赚一点，初衷无可厚非，但是不客气地说，他真不是做生意的料。教学生、备课本来已经占据了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根本顾不上打理店面；他也老大不小，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那段时间还得忙着在女人堆里打转。这样一来，平时只好将手机店全权委托给花甲的姨夫。一所兼具前沿科技与讯息的现代化场所怎么可能被字都没识全的老农所驾驭！加之姨父有些耳背，每次一有顾客访问，两人只能南腔北调地相互打着哈哈，打电话给表哥，正在课堂不便接听，一桩生意于是就这么黄了。久而久之，那些有心买卖的人看到店里坐着一位老头时都选择了绕道别家。
货架上和地板，尘土拿手能抹下一层，面子薄的表哥在店时常常聚满了狐朋狗友，几个大男人抽烟喝酒，搞得乌烟瘴气，没个女人管制，根本不像做生意的样。
那时我还在上初中，每天去学校路上都会打那经过。一天晚上放学，我照例进去转悠一圈，姨父正在收拾准备打烊，他要求我稍待些许，然后摩托车载我回家。我意思是不必了，同学还在外面等着，跟他们慢慢胡侃更加有意思，我不想太快回到家里。那时候年幼，认为与同龄人相比，跟一个糟老头子在一起有多无聊。老人自然拗不过我，喊了半天都没喊住，我径直地跟朋友有说有笑地走了。
回到家中一筷子热饭夹到半空中，门外忽然急匆匆冲进一个人影——表情惊恐的小卖部大爷喘着粗气，右手使劲地朝外指着，口齿都不利落了：“快！快！你姐……你姐夫被车撞了！”“啊？！”我妈一把把碗杵到茶几上，眼睛睁得巨大，夺门便往外跑，我爸和我也跟了出去。
现场已经围起了一圈群众，我妈拨开人群冲了进去，我躲在人群背后，惊慌不知所措。我年迈的姨父那么无助地侧躺在人堆中间，眉头紧皱，脸色蜡黄，痛苦地用手攥着右腿。两台摩托车横七竖八地躺着，零件碎屑散落一地。对方抱着胳膊垂头丧气地站在一旁，看起来损伤不大，人群中认识的乡邻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问明白了那个人的来历，谁谁家的老儿子。待了一会，他抬起自己的摩托车先推着走了，他的摩托车只碎了一面反光镜和手把。这边就比较惨了，我们的小弯梁右半面整个挡风板都被拆了，和我姨父一样身受重创地瘫倒着。
我可怜的老姨父真是根硬骨头啊，他哼都没哼一声，左肘撑着上身，还在和周围人以及我妈头脑清醒地对着话。他说“还好，撑得住”“骨头可能断了”“直接往市里拉”。这时大姨终于臃肿地闻讯赶来了，她挤开人群，眼眶红红地蹲在姨父眼前，只反复问一句“疼吧？”“疼吧？”姨父以一种难以察觉的幅度微微摇头，他知道，痛在他身，疼在她心。
乡亲们帮着表哥终于把跑长途的中巴叫来了，镇上的卫生院早就下班，救护车还不在，就是在他们也根本不敢接。七手八脚小心翼翼地把姨父抬上车厢，由表哥和我爸我舅陪着，连夜赶往市医院。
所幸没有涉及生命危险的大碍。大夫往右腿钉了一块钢板，几天之后便转移到了县里，也算是人生一难。那天晚上收拾完残局，人群纷纷散去之后，我的两位母亲惊魂未定地坐在床沿，呆若木鸡。据说那天姨父正加大马力往坡上冲，突然迎面飙下来另外一辆摩托车，坡度太陡挡住了二人视线，横祸就这么从天而降。听说那人那天晚上喝过酒，又逆向行驶，搁到如今足够蹲上几年了，但后来都乡里乡亲的，家境也没多宽裕，索性赔了几千块医药费便私了完事。
我觉得这事因我而起，起码我也脱不开责任，如果那天晚上我听了老人的话，乘坐他的摩托车，那么当到家门口他停车放我下来时，时间点上那辆肇事车辆似乎也应该擦身而过了，前后就差这么一会儿，却足够命运酿成一宗祸事。我真是恨我自己。
当然姨父现在早已康复，高三那年摘的钢板，如今又能同从前一样健步如飞。只是阴天下雨容易酸痛，打起弯总也不如从前灵便，呈现轻微的跛势。
姨父的年龄其实同我爷爷差不了几岁，但论辈分他还是显得稍许年轻，这一点似乎也映证在二人截然相反的心态上。
我爷爷如果开门见山地评价，他绝对属于那种孤独一生的人。我奶奶在我爸和二叔十多岁时就被肺结核带走，剩下爷爷一个人将两个后人拉扯成人。他们也都争气，各自成家立业，而且过得有模有样。但他却没有再婚。
是不是因为对我奶奶的万般留恋呢？倒也不是，据说我奶奶生前他俩的婚姻生活就不够和睦。奶奶是个急性子的热肠人，我爷爷却属于那种干什么都喜欢独来独往，热衷于冷静环境和自我意识的人。所以我奶奶的死，可能从很早就已经埋下了心病。
自从二叔在市里买房并且谋求长远发展以后，我爷爷从原来的老家便搬了出来，搬到了十几里之外的邻镇，我妈的老家，住在一套之前二叔揽工程时修建的商品房里。他一个人生活过久，感觉跟谁也没法亲近，除了跟自己姓的儿孙和同庄兄弟，似乎每个跟他搭话的人都图他点什么。他把从前老家里的，以及开铺子剩下的所有家当，全部拉过来，藏宝物似的桩桩件件码放在二楼的隔间里。也不知他七十岁的高龄是如何办到的。在外人看来那就是一堆废物，可说什么他都不肯舍弃，还在院里装了一只警报器。
他耳背得厉害，比我姨父更甚，非得喊破嗓子，才能听出一两句你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家几次三番地叫他来我们家过年，起码暖和，比他那连个煤炉都舍不得生的冰窖舒服多了。但却是无法奏效的，他总觉得有人盯着他满满当当的一屋子物什，我爸无奈地指责他有“迫害妄想症”，他却只是咧开嘴露出补过的假牙，朝我们摆摆手：“你们知道个屁”“你们不要管我的事了”。
我爷爷在吃穿用行方面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像个小孩子似的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比如假山，比如主席像，比如内部闪着亮晶晶碎片的水晶球，还有珠子链子，造型奇特的台灯手电，等等。他还是个尽信书，各类养生大全被他奉为经典，摆放在床头，自己照着书中的吃煮的食物还不算，每次我去都要打包一箱奇奇怪怪的玩意让我带回来。还不忘戳给我一沓信用社里刚换的新票子，没多少，都是一块的。我妈看着满满一箱没用的东西咬牙切齿，打电话责问他为什么把儿女孝敬的钱拿去都干了这些！再做无用功、再乱花钱就不给了！他只是嘿嘿笑着，脾气特别好，摆出各种自认为有理的书中知识来辩解。
我们这三辈人，每级之间都隔山架岭，互不理解，却颇有隔代相通的意味。我似乎完全能够体谅我爷爷一切怪癖之后隐藏的孤独。之前我妈怕他身边没个照应的人，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儿女却都远在他方。于是主动作媒，我爷爷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因此不免有老太太看上他。可他总不接茬，从不主动联系人家，仗着自己耳背，作出一副任何都不明白的样子，只一个劲地呵呵傻笑，将一切拒之门外。久而久之，我妈的进取心受到了挫折，这是一个十头牛都拉不到正道上的倔老头，看他爱咋咋吧！
于是我爷爷仍然过着他那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一天三顿大乱炖的日子。吃的东西攒一冰箱，很多都生了霉菌。空档时期去集市溜达，看书写毛笔字，把自己还算清秀的小楷装裱起来，送给我姨父舅舅。他随意乱逛，接收到的大多是视觉信息，对其表达的意味浑然不觉，也并不在意，只选择自己有兴趣的使劲捕捉两句，完完全全地活在自我的天地里。
他也并不是一个人，我妈孝敬他，她的娘家人同样尊敬他，隔段时间去看望一次。我大舅有时提着舅妈烙的大饼，有时是一罐热腾腾的刚下的面，在院子外面哐哐哐地敲门。
说到我大舅，唉，我只想一个劲地叹气。
外婆生他的那年，消炎药吃得太多，导致我大舅一生下来就发着高烧哇哇哭喊不停。长大之后行为总有些怪异，容易情绪激动，神神叨叨，人跟个又瘦又长的麻杆一般。
我大舅妈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贤惠的女人，无论我大舅怎么说，她只是呵呵地笑，顶多略带嗔怒地嫌弃两句，为此我大舅还是很心疼这个愿意听他发牢骚的女人。
他们有两个儿子，个个身形高大，就是清一色地不爱念书。我的这两位表哥身体不如他们的父亲，不知从何得的倒霉的癫痫，发过几次病，莫名其妙地跌倒在地，脸面摔得姹紫嫣红。有一次老二在着火的垃圾堆旁边突然昏了过去，为此付出了一根小指和一截手臂的皮肤。
俩兄弟沾上这种恶疾，没有工头敢用他们，只能帮舅妈搭手地里的庄稼，家里的一切支出都得靠那根萧条的老麻杆。大舅性子烈，一言不合就跟人闹掰，好在由于干活不叫苦，什么累活脏活没有干不了的，所以还是有人好言好语地雇他。
我还上小学的那年，镇上常常会迎来一队队招摇撞骗的马戏团。这些人抓住乡下人爱看热闹的特点，张贴横幅举着喇叭沿街大肆宣传，海报上印满老虎狮子，想必有些来头。在约定的某个晚上，人聚集到足够多的时候，宣传车搭出的夜场灯光里，一个女人蹩脚地玩纸牌魔术，扭动着肥胖的身躯；另外一个男人举着一条大蛇朝围观的人群走一圈，于是这圈就扩大一圈；一个小孩子原地下腰，然后来个大人踩在他们的肚子上。
我记得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是一个脱去上衣的少年，看起来还没有成年。他把右手拄在地上，脚步以此为圆心开始划圈。他表情非常痛苦，额头上汗珠淋漓，越往后越缓慢，艰难地靠近三百六十度。最后一度他猛地一扭，由于失去重心突然一个趔趄，稍待片刻，终于如释重负地缓缓拾起身。
旁边拿蛇的那个男人满脸神气地走过来，示意大家观看少年的胳膊。那个少年头埋在胸口，右臂缺筋断骨地垂着，男人拿手随意一掂，它便软塌塌地整个甩到少年的背上，打出清脆的一声“啪！”。人群中爆发出一阵于心不忍的“喔——”唏嘘。这时另一个头发凌乱的小女孩端起一顶帽子朝人群走来，讨要两个可怜钱。人群又往外扩大一圈。
是时候亮出本次表演的底牌了！只见男人从车上抱下一只半人高的玻璃罐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掏。这是一条蛇，这是一只蜥蜴，这是虫草，这是洋参……这是蒿草！这是蛊！这是巫毒！统统泡在青稞酒里。他又抓起地毯上的“药材”重新放回去，舀出一勺蘸于右手，再次示意人们注意少年垂放良久的手臂。他将药酒胡乱地涂抹在少年的肩部，拿手捏了捏；左手握住肘部，将整条胳膊端起；右手握住手腕；两手猛地一推，少年脸上一阵抽搐，这只手就算归了位。他揉揉少年的肩头，轻轻拍了两把，驾轻就熟的表情宣布大功告成。
接下来便是惯例的卖药环节了，乏善可陈。只是自打那天以后，大舅家的老大便失踪了。当时还以为他出去撒野夜不归宿，但一连两三天没见踪影，也没有个回音，大舅终于感觉到不妙，开始发疯地四处寻找。
找了一周，杳无音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迄今为止。大家都在揣测，他是不是跟着当年那辆彩旗飘飘的宣传车去了远方。可是为什么连个电话，连封家信都不肯来，家里的座机号他总该烂熟于心吧？还能去什么地方呢？我连续几个晚上做梦，梦里他被那个男人拿蛇鞭抽着，像陀螺一样满地旋转，强制脱臼的胳膊长长地垂到地面，化成一条蛇向我蔓延而来。
大舅变得越来越神叨了，每逢过年过节，甚至很多平常他自认为有意义的日子，都会提着一只大黑袋子奔赴庙堂。这袋子里装的是香表票子炮仗，他不信教，信神，如痴如醉地祭祀各路神仙。或许他心中自成一派？他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半道上，截住我，赠送一些神秘的小镜子小符章，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头。他忌讳很多，却又像是通了灵，竟偷偷地给人算卦，他说他知道我表哥肯定在南面，今年过年就能回来。至于这个南面，会不会比我现在的位置还南，或者就在我所处的地方，某天他戴着一副墨镜忽然出现，发达了，做了老板还是大哥。
他的一双手比枯木还粗糙，他的腿被牛皮癣侵蚀成了烧火棍。可他还在永不知疲倦地劳作，干活，敬神，算命，翻垃圾箱，仿佛丧失痛觉。他并没有神志不清，只是世界观发生了偏移。他依旧疼爱着我的大舅妈和他仅剩的二儿子，疼爱着我们这些外甥，也从未休止地思念着他虚无缥缈的大儿子。我怕他黝黑的一身筋肉疙瘩突然脱臼，他的身板某天散架似的轰然坍塌，像我的表哥一样，被风吹散在无人知晓的旷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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