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酿酒师的儿子——卢曼,他上过法学院,却因不喜欢为多个客户工作,而选择了做一名公务员。
但是发现做行政工作,也需要大量社交活动,他意识到这份工作同样不适合自己,所以在工作结束之后,总是先借口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
卢曼平时最喜欢的,就是阅读和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哲学、组织理论和社会学的内容。
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一样,他在做笔记的时候,也喜欢在书中的空白处写下感想和评论,或者是按照主题来收集笔记。
后来,他发现这种记笔记的方式只会让笔记越来越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他便想到了改变记笔记的方式。
随后,他把笔记全部记到了卡片上,并在边角上写上编号,将卡片收纳到卡片盒中,还发展出了这些笔记的新类别。
后来,他发现一个想法、一条笔记,只有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才有价值。
但是,这里的上下文不一定是笔记的出处,那怎么办呢?
他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如何让笔记和不同的上下文相联系,并起到相应的作用。他想到了用卡片盒来“收集安放”笔记。
之后,利用这种笔记方法开展工作,成为了他的创意来源和生产力引擎,对他组织和发表自己的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得以让他后来跻身于学术界。
后来卢曼把一些想法整理成手稿,交给了德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尔斯基。
当这位社会学家读了卢曼的手稿后,便很快与他联系,建议他到新成立的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
但当时,卢曼并不是一位社会学家,甚至连做社会学教授助手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写过特许任教定职的论文,也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更没有社会学学位。
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当为阻力,而是在卡片盒的帮助下,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和定职论文。
这期间还上了社会学的课程,不久后就被评选为比勒菲尔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终身担任这一职位。
29年半以后,卢曼完成了《社会的社会》这本分为两卷的大头部的最后一章。
这部著作的每个章节都能都独立出版,每本书都讨论了一种社会制度。
30年间,卢曼出版了58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甚至在他去世之后,办公室里留下的手稿被整理出来,又有了六七本不同主题的书,以他的署名出版。
还记得当有人问卢曼,是否错过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时,他有一个著名的回答。
他说:“如果说我想要什么,那就是更多的时间,但令人遗憾的是时间实在太少了。”
曾有社会学家对卢曼的工作流程做了大量研究,最后得出结论:
他的庞大产出,只能用他独特的工作方法来解释。
而这个独特方法也是卢曼曾经提到过的。
1985年,有人问他如何能实现高产的问题,卢曼说:“当然,我并不是什么事都自己想,它们主要是在卡片盒里发生的。”
卢曼的高产出,的确令人惊叹,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似乎没有付出多少心血,就实现了这一切。
他强调自己从来不会强迫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甚至说:
“我只做容易的事情,我只在马上知道要怎么写的时候才会写作。如果我有片刻的动摇,我就会把这件事放在一边,然后继续做别的事。”
到现在为止,“卢曼卡片盒”已经公开了30多年,使用“卢曼卡片盒”的人很多,但为什么这些人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呢?
其中的真正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因为很多人只注重对卢曼卡片盒的单独关注,而忽视了其所嵌入的实际的工作流程。
二是,关于这个系统的出版物,只有德语版并且是只在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家内部讨论,我们大众很难获得关注了解。
第三点,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了,因为它太简单,而很多人都是对简单的办法,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卢曼卡片盒笔记法,现在已经流传开了,如果能够迅速风靡起来,受益的可能又会是一大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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