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宫崎市定人物论》是借月旦人物来说历史，还不说是借人物来穿插历史。其中最难之处在于“选人”。若是选定平素所见历史之人物，则难免流于他人窠臼之中，若选定的人物为难得一见之人，恐怕也同样会落得回声寂寥。
在《宫崎市定人物论》第四编：儒家与文人中，宫崎市定选定了明代张溥作为一个转折。中文中学课文中的《五人墓碑记》即出自张溥之手。但宫崎市定选定张溥作为明史的一个侧影，显然还有更多的独到之处。
在《宫崎市定人物论》中有关张溥的标题上标注了这样一个副标题：遥控朝政的乡绅。这样的标题无疑显示了张溥处在江湖之远的位置，却没有忽略张溥始终注视朝政的目光。以及居于庙堂之高与处在江湖之远两个不同形势之间的互动关系。
明亡于1644年，张溥逝于1641年。但观张溥的生平，不过是明亡的另外一个佐证而已。宫崎市定在评述张溥时，重点不在于张溥的学术成就，而是在于张溥作为一个乡绅，如何在帝国的暮色中或隐或现。这其中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张溥的“复社”以及在党争之中作为几何，而是宫崎市定对于“乡绅”这个概念的延伸。我想，对于宫崎市定来讲，遥控朝政不过是表面现象，更为深远的是张溥所代表的“乡绅”这一群体。复社在其顶峰----虎丘大会之时据称有三千余人，且遍布天下。这一个群体共有的特征就是他们在各自的地方上均可归属为“乡绅”。而高居庙堂之中的达官显贵，无论如何均可从这一群体中找到各自的“乡谊”，更何况他们还附带有“同门”、“同年”、“同学”、“同乡”等诸多人际联系。
宫崎市定选定张溥来叙述明史，其背后的深意乃是让读者注意到由张溥所代表的“乡绅”这一个关系万千重的群体。在宫崎市定笔下，这一个群体还是天下财力的聚集之处。毕竟一个帝国的运营，说到底还是要依赖钱与人。在明与清的对阵中，庙堂之上有的是“主战”或是“主和”之分，可不论是是战还是和，都需要财力支撑，尤其是战。军费与军备不但需要朝廷整合，还需要天下乡绅来筹集和筹备。那么从表面来看是政治的分野，其实质更是利益在瓜分过程中角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何匹配上“遥控朝政”这一观点呢！我想在看待明代党争的历史时，还是要从“钱粮”上说话。没有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君子一般干净。
更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宫崎市定所理解的张溥，运用现代的观点来讲，张溥更接近一个具备公共事务话语权的新闻记者。如果这个论证成立的话，读者再回过头来看《五人墓碑记》则更更为清晰许多。这篇名文中所显示的道义议论，与现代的新闻时事评论基本如出一辙。在这一点上，宫崎市定的“人物论”更显示了作为历史学家将时间前后衔接的能力。
如果说宫崎市定只是将张溥作为明史中有关党争中的代表人物来论述的话，还是过于浅显了。这一点在《宫崎市定人物论》中第一编：大帝与名君中还有着联系。尤其是在评论乾隆与雍正两帝之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大清皇帝的乾隆与雍正，对于明亡的历史教训是无比清晰。尽管“满洲大君”在入主中原之后，以“博学鸿词科”的名义收罗和安抚天下的遗民乡绅，却在随后的治理中，以“文字狱”的方式彻底解决了明代所遗留的党争。且将“文字狱”集中在江南。如果读者仔细查阅明一代的东林党、复社的人员地域情况，再对比清一代的“文字狱”所覆盖的地域，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江浙一带的读书人（乡绅）几遭覆巢之累。
大历史中的兴亡更替往往会让阅读历史的人忽略其中的隐藏的人生，也会让读者忽略掉其中最根本的动机和缘由。如果将《宫崎市定人物论》中有关明清一代的人物捡拾出来，再对比朱维铮先生的《走出中世纪》的内容，想必读者会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历史的残酷性，以及历史的动因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这一点在宫崎市定论述张溥在“遥控朝政”的内容中，我们看到的是与《五人墓碑记》中表现出大义炳然截然不同的张溥。如果细数由张溥所代表的复社中的人物，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一人之后的那一个乡绅群体。而这群人在明亡清兴之际所作的个人选择，更会让阅读历史的人唏嘘不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晖所撰写的《帝国的流亡---南明的诗歌和战乱》中实在是包涵着极大的善意。
再回过头看宫崎市定的论述，就不得不佩服宫崎市定在看待中国历史时所采用的角度和视野，这种不依赖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目光，看到了我们不曾看到的历史动因。
《宫崎市定人物论》原书成书于1967年。现在读到已经滞后了几十年了。历史著述的好处在于时效性不是特别的重要。而是内容上的前瞻往往能化解时间的连绵。现在读宫崎市定的著述，总有一种铲破身处庐山之障的简洁。回归到人的历史叙述，往往能让大历史叙述洗去一些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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