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憎命达，诗以穷而后工

一个很有才华，也长得非常潇洒的写作爱好者去问他的老师：“你说我能成为一个作家吗？”老师回答：“不可能的。”他就很委屈，说为什么不可能？他的文学修养很高，又很有艺术才情。老师说：“因为你可选择的出路太多了”。

成功都是被绝境逼出来的，死地常常是生路，是升华和超越之路，是永恒之路。杜甫说：“文章憎命达”， 厨川白村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恩格斯称“愤怒出诗人”。

欧阳修言：“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淮之外，见虫鱼鸟兽风云草木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沉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该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者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命达之人养尊处优难得写出好文章，而身处逆境之人大都能发愤刻苦，置死地而后生，文采斐然 ，流芳千古。

韩愈《荆谭唱和诗序》中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司马迁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因科场失意，吴敬梓有《儒林外史》、蒲松龄有《聊斋志异》。正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

明代《觉非斋文集》说：“人穷诗乃工尔。吾于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聊， 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由于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

正是因为“穷”，才使人走入内心，冷静思考，心灵觉醒，慈悲智慧显发。

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可以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他的创作有三个有利条件：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青年时期三次大的漫游，遭李陵之祸。如果去掉第三个条件，他一定也能写出《史记》来，但是绝对写不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史记》。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惨受宫刑。出狱之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官位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愤愤难平，隐忍苟活，将满腔的郁愤浇注到这部史书中。

《自卑与超越》中说:“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就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

正是因为这一次巨大的变故，使得司马迁对于最高统治者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刻的体悟，支持他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

他将自己的生活遭际，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自己的孤愤难言的情绪倾注到这部书中，《史记》就成了一部抒情之书。鲁迅先生称其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穷困是作家的不幸，但又是文学的万幸。恰恰是因为物质和精神上的“穷困”激发了人的心灵，激活人内在的隐藏的潜能，从而爆发出激昂悲慨的创作动力，写出千古传诵的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