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喜欢回忆青春了。尤其到了六七月份，一批人高考了，一批人毕业了，剩下一批人就开始集体回忆了。我虽然外表朴实无华，但内心也是个追求潮流的人。可是这一次，我在青春的余灰里扒拉来扒拉去，也没有找到一点值得追忆的事情。
果然，金钱作祟，劈腿、撕逼、堕胎，都是别人的青春。
端午节和大学好友陈阿毛一起走在青岛的海边，潮湿的海风打在腿上，毛孔里都是凉意。阿毛说：现在相亲的男人不冷不热。如果有可能，真想回到大学好好谈一场恋爱。
因为那时我们说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你。
合租的实习生妹子上个月请了一周的假，回校拿毕业证。走之前，拉着我去楼下的理发店换了个发型。“哎，大卷怎么样，齐肩的LOB头也不错哎”、“棕色和酒红色，哪种更洋气呢，我皮肤有点黑啊”，妹子叨叨念念不停，我说你这么好看，修修刘海就行了。妹子讪讪地说，你不知道，这次回校，十有八九会见到前男友。我想在说再见之前，给对方留个好印象。
有时候，我们说再见，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一经分别，就真的再也不见。
2012年2月，考研成绩出来后，信心满满的我败在了最拿手的专业课上。徐先生打来电话说：来北京吧。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一年，租住在一栋26楼的房子里，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去上班。我无法想象26楼有多高，我只能说，好啊，来了你养我啊。徐先生说：那你少吃点，我考虑一下。我在电话那头乐不可支，手中握着还没有投出去的简历。
没过多久，男生宿舍集体失窃。一个晚上，40多台电脑和主人被迫分离，来不及说再见的还有电脑里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一时间人心惶惶，校园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肆意妄为，我们旗鼓张扬，一不留神却出师未捷，战死沙场。
班级最后一次聚餐，每个人都喝的有点多，一个女生趴在桌子上突然就哭了起来：为什么要分手，毕业了也可以不分手的呀，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回家乡？我们赶过去安慰，却被坐在旁边的班长近水楼台，捷足先登。他将女生搂在怀里，拉着女生的手，无视我们投来的白眼。几天后，班长打算向女生表白，蜡烛摆成心形，还未全部点燃，就一只只倒下，化身为多米诺骨牌。
又过了几天，进入三月。有一天晚上，宿舍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沙哑的男声传来，说要找小静。我说，小静不在我们宿舍，你打错了。他说，我知道，她不接我电话，你帮我喊一下吧。时针指过了十二点，我说，太晚了，改天吧。说完挂掉电话，想起第二天还要早起去跑招聘会，心里突然就烦得很。后来，我去南京参加银行考试，回来的路上听说学校又发生了大事件。在图书馆后面的小山上，一个大四男生吊死在树上。隔壁宿舍的小静为此泪流成河，我才知道自杀的是她分手不久的男朋友。阿毛说，流年不利，太平了这么久，临毕业却让人不得安生。我没有说话。
那天班里已经保研的文艺委员在附近的小酒吧开始驻唱，晚上我去捧场，让他陪我多喝了两杯酒。我问他，如果那晚我帮男生找到小静，是不是他就不会想不开自杀。文艺委员说，想不开的男生无论怎样都会想不开，你看我，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就没一个为我自杀过。所以说，一切种种，都是由命。可我还是心情沉重，我们本该毫无瓜葛，我们本该各自向前，可一个电话却让我将生命的冷漠刻在了一个男生心上，从此现实崩坏，理想垮台，列车永远到不了指定站台，而我除了点一盏祭奠的天灯，什么都无能为力。
文艺委员说，今晚最后一首，就唱许巍的歌吧。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我对文艺委员说，你知道吗，大学里我见到的第一个同学就是你。那时你背着把破吉他，看上去很拉风的样子。我当时想这人好装啊，没想到居然是同班同学。
文艺委员说：我知道，新生报到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后面。你不说话的样子特别像我高中的教导主任。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人，直到四年后，我们的青春变成了他们的样子。
接到一家五百强企业的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的题目是：网恋靠不靠谱。我说，靠不靠谱要看钱包有多鼓，居然顺利进入了下一轮。
三天后，面试我的经理说，虽然你是进入三面之后唯一的女生，可看你的样子，你是怎么进面的呢。
我涨红了脸，很想摔门而去。但终究不敢，只能说声不好意思，起身鞠躬，轻轻关上经理办公室的门。
我给徐先生留言说，看来我真的要去投奔你了。这一次，徐先生过了很久才回复我：好的。
五月份，同学多半已经离校实习。我简单收拾行李，奔赴厦门。
在曾厝垵的一家小旅馆里，半夜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威廉说吵醒你了，我说，没事，转头就呼呼大睡。第二天和威廉一起坐在海边，威廉说，出来才知道，这边的海和台湾相比也没啥差别。
我随手发了个定位给徐先生，我知道去年这时候他也在这里。徐先生回我说，好累呀，昨晚又加班到两点多。
晚上的时候，对面客栈的前台小若招呼大家去玩杀人游戏，我经常在第一轮就死掉，不管是狼人还是猎手。小若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要学会伪装自己知道吗。威廉跟着附和，对呀，伪装自己才能迷惑敌人。小若那时刚刚辞去上海的程序员工作，从杭州一路来到厦门，下一站他说要去泰国。一开始他兜里揣着两万块钱，现在已经花掉了三千。小若说，他受够了每天七点上班，六点下班的生活，哪怕勒紧裤腰带，他也要去环游世界。他说的时候眼睛发亮，好像已经看到了外面世界渗过来的光。年轻时我们总是怕很多东西，怕自己一事无成，怕自己甘于平庸，怕自己磨平了棱角遇不到想要的人。我最怕的，是在绝处想逢生时缺少孤注一掷的勇气。我很羡慕小若有这样的勇气。
六月从厦门回来，四年攒起来成摞的教科书，三毛钱一斤卖给了收废品的大爷。宿舍的东西越来越少，宿舍的人一个个离开。最后“砰”的一声，门关了。我知道那不仅是宿舍的门，也是通向我青春的门。关上了，就打不开了。
学校的小道树荫又深了一层，光与影都变得苍白。拉行李的箱子咕噜噜唱着无调的歌，拉行李的人还没有决定落脚的下一刻。徐先生说，可不可以再等一等，等我稳定了，你过来就不用受苦了。我说，可以。然后决定去南京。
我说，看，南京和北京，也就只有一字之差。
在一家小酒吧里，两个男生唱着新写的歌，你飞向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四年后，在五台山体育馆，还是这两个男生，唱着《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昨天的你，可曾想到昨天的未来如现在？现在的你，可会想到现在的未来？未来的你，可能想到未来的未来像昨天已不在。
有时想想，人生的际遇真是不可言说，开出了站台的列车，漂泊辗转的旅客，来来往往，各自驶过尘埃。
十月份，半夜突然惊醒。在十五平方米的小房间，胃痛一点点蔓延，抓床单的手微微颤抖，看得清手上青色的血管。最后直至身体翻来覆去，满头大汗。
一个星期后，辞职，再次收拾行李，奔赴北京。在二十六楼朝西的房间，有个不大的落地窗。望过去，正好可以窥伺北京城一隅的繁华。穿过脚下的万家灯火和车流不息，我找到了徐先生，从此一起走过天桥、一起等红灯，一起逛书店、吃饭、看电影。
三个月后，房间里的东西突然少了一大半。在连续加班二十天之后，徐先生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他说，对不起，然后北京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北京。
除夕夜，楼下五块钱买一袋速冻饺子，望着窗外散落的烟火，突然觉得自己很像电脑旁边的那盆绿萝。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个熟悉到想不起名字的声音问：哎，你在哪啊现在？
我莫名其妙：在北京啊。电话那头继续问：我知道，具体地址？我报了门牌号码，对方说：混蛋，我在你对面啊，来这么久居然不找我。我忐忑的敲开对面的门，一个男生满脸陌生。犹豫之间，电话又打了过来：笨蛋，快下来，我在你楼下。
我匆匆跑下楼，一头撞进一个怀抱，那是早已失联的高中好友，她就住在对面那栋楼。
我们在大排档说了好多话，喝了好多酒。她说，爽啊，做人就要这样爽啊。
爽啊，久别又重逢的惊喜，他乡遇故知的陪伴，我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声对喜欢的人说我爱你。爽啊，天上的烟花开了一朵又一朵，我觉得今晚的夜色也挺美的。
2013年，我离开北京。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多个城市停留。从成都到苏州，最后又回到南京。在苏州时，我遇到了陈阿毛。她半年来一直呆在在家里考公务员以及各种事业编。她说，一起吧，考上了，就稳定了，稳定了，就能停了。我说，去他妈的稳定，老娘就是不想停。身体停下了，回忆就该暴动了。
可我还是和她一起报了名，因为妈妈打来电话，说你这样子，我们怎么放心呢？别折腾了，回家吧。
那一晚，是我离开这么久，第一次想家。
2014年，当了一年多的书店老板后，徐先生卖掉书店，重新回到北京。接到他的电话时，我正在去见相亲对象的路上。一年零四个月我们第一次通话。他说，我回来了，想来想去还是北京适合我。我说，加油，我始终都相信你。徐先生声音小了一分说，其实有句话想问你。我说，不用问了。在北京要好好地呀，别一受点委屈就要赌气离开呀，傻瓜。
傻瓜呀，我已经离开啦。离开了北京，离开了26楼的落地窗。傻瓜呀，你要好好的呀，愿你的北京不再是一个人的北京。
2015年，陈阿毛说，原来停不了呀，考上公务员也停不了呀。、
2016年，刚毕业的学弟问我，家里逼着要考公务员，他觉得很烦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吧，不然，为什么我从你的语气里听出了答案。
有时候我们发问，只是因为心里有了答案。
早上等公交的时候，身旁走过一个中年男子，他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在站台旁边的垃圾桶里不停翻捡着。后来他过马路，扭了几次脚，他行动慢了一点，身后的公交车就发出刺耳的鸣笛。我拿着刚买的早饭，看着他蹒跚的背影，突然觉得有些好笑。路过师大时，看到校园里还挂着欢送毕业生的横幅：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烂俗的标语，简直没什么创意。脑袋里突然就蹦出几个字：云在青山月在天。当时不知道出处，后来想起来，这话是三毛说的。有人问三毛：“三毛，你可是有心没有？”三毛说：“云在青山月在天。”
很久不读三毛了，不懂自己为什么还记得这几个字。也许一切你以为忘记的，都已深埋心底。就像我那想起来遥远说出来寡淡的青春，悄无声息的渐行渐远，没有唏嘘，没有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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