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生于乱世长于军营，从小见惯了杀戮；其后在最靠近权力中心的地方任殿前军统领，惯见尔虞我诈、权力倾扎。宋王朝建立后，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形势、巩固政权的措施。
首先对此次兵变中有“翊戴之勋”的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六位开国功臣，超等加官晋爵，并委以要职。其中石守信和王审琦属殿前司系统，又都是太祖“义社兄弟”，石守信被列为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升任侍卫亲军司的副长官副都指挥使，掌控了侍卫亲军司；王审琦升为殿前司第三长官都指挥使，继续控制殿前司。其余四人都属于原侍卫亲军司，原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调升为殿前司的第二长官副都点检；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他们的部属张光翰、赵彦徽也分别升任为马军和步军司的长官都指挥使(15)，从而稳定了首都的军事形势。
接着是稳定军心，对领有重兵北巡的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以及领兵先一日北上已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殿前司副长官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进行安抚，当他们表示归顺以后，就立即分别超等晋升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正长官马步军都指挥使和都点检，并各移节镇后加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二品衔（为避讳，改称）。他们是最先成为新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受宰相的礼遇）级将帅。
在内外形势稳定以后，这才提升参与谋划和进行兵变的霸府幕僚刘熙古、赵普、吕余庆、沈义伦等，然而他们原先的官位太低，虽然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政府要职，如兵变的主要谋划者赵普，只能以右谏议大夫的官位任枢密直学士，以掌握枢密院的实权；吕余庆以给事中为端明殿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沈义伦也只提升为户部郎中，参与掌握财政。
节度幕府的次要成员还有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等，他们在兵变中起过重要作用，深得赵匡胤的信任，也得到了越级提升。虽然后来赵普、沈义伦升任宰相，其他人先后升任副相或枢密院副长官等两府要职，但当时只能提升为中级文武官员，最高也只是四品，多数是五、六品，以避免或减少留用官员的反感，力图尽快地使政局平稳地过渡到新政权的统治之下。
留用旧政权的官员，是稳定政治形势的重要措施。赵匡胤自知，由于后周世宗的信任和重用，自己在六七年间即自列校迅速提升为殿前司的统帅，并进而夺取帝位，这为大多数资位高于自己的后周文武官员所不服，为此，不得不借重三朝元老、首相范质和其他后周宰相、枢密使的支持。
新王朝建立一月之后，宋太祖下诏：“范质可依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溥可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仁浦可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范质的宰相职衔自同平章事晋升为侍中，次相王溥升加守司空衔，而范质、王溥所兼的参知枢密院事则被罢去，职权仅限于行政权。这一做法对迅速稳定后周统治区，可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侍）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归顺，正说明了这一点。
赵匡胤的这一系列举措充分说明了他颇具政治谋略，深谙权术制衡之道，但是客观上，也为久乱思治的老百姓带来了安定生活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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