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者，大多会以“局限性”为历史人物作辩护，以示自己的公正。我无法认同这种面孔。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出笼，毛泽东从其看出玄机，大呼“我们不能当李自成”，其实他是在想“我千万不可像朱由检”。这是毛的聪明。“局限性”只是文人的自鸣得意。历史是一面照妖镜，是用来戳穿聪明的，痛心的是，权力在历史中总能悟出如何自我完善“恶”；我们则一直把历史当成了自我欺骗的美图秀秀。从这点来看，我们都是在对历史背叛，历史，是有权者无权者手中的“混蛋”。
【一言难尽的日本】
1898～1907间，史家任达（美国学者，费正清学生）称之为“黄金十年”。戊戌变法始于甲午战败，于是清王朝想借帝俄制衡日本，不曾想却引来了更坏、更恶的主，被割地掠夺的无奈促使清朝又转而求助日本抑制帝俄。于是有了帮助整训中国军队、建立警察和监狱系统、实现法律司法宪政的改革等，大批的日本教师来华任教。现代教育的形成和日本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此外，大量的中国学生留日，接受了先进的科学与文化的教育后回国后，在各个领域大展宏图。于此同时，日本还培育了人数众多的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武官将领，汤恩伯、王树常、熊式辉等都有留日背景，就连蒋介石在日期间入读的东京振武学校，都隶属于日本陆军预科学校。
可以这么说，倘若不是我们的邻居交付了一把钥匙，闭关锁国的王朝转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将难以想象。我曾有心查过《外来语辞典》，发现如果“抵制日货”的话，我们将无法完整表述，尤其是政治学、宪政学等。
无知好于谬误，谬误大多是由于被洗脑。一个民族无知不可怕，甚至还有一点小可爱，但如果一个民族被谬误所操控，这个民族是万劫不复的，也会给其他民族带来灾难。
北极熊族、龙族都是如此。
【一言难尽的抗日】
抄录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里的一段：“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透到那里，如果有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取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在国难当头时，这样一种手段是不忠不义而有过之。”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知道，夺取权力后的毛对来访的日本人多次表示感谢，是一种“有良心”的体现；而夺取权力后的毛，却再未踏进延安一步，有人分析是一种“良心不安”的体现，对第二种揣测，我只能报以“呵呵”了······
【国不知有民】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一个皇帝和身边仅剩的一个太监爬上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下，以指作笔以血当墨以龙袍为纸，写下这份遗诏后，踩在太监王承恩背上，把自己吊死。令人唏嘘。难怪改朝后的顺治帝会慨然为其碑书“庄烈悯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之文。一个 “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明史》）的皇帝，为何会落此下场？
登基伊始铲除阉党不仅是因为魏忠贤有罪，天启一朝，世人“只知魏忠贤而不知有皇帝”。改朝清洗，历来如此，任人唯亲，“忠贤”身边；在位十七年，曾六下罪己诏，与其说是责任心、羞耻心，不如说是政治魅力的一种手段——当然，比崇祯更无耻的多了去了，他们别说“罪己诏”了，连“自罚三杯”都觉得是一种皇恩浩汤——只要家国需要，搜刮民膏、加派无度、驱百姓于水火照旧；用人时言听计从，优厚有加，疑心时杀戮无情，绝不心软；守着自己的金库硬是一毛不拔，却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这样的皇帝，你起得比鸡早，睡得比妓迟，是为“国”，实为家——朱家，和民生无关，和民不聊生做家奴有关。明朝垮，是朱家垮，朱家不知有民，早该跨！
说崇祯是“胸怀壮志”那是扯淡，我咀嚼他的悲剧是因为其极具时代感······
【民亦不知有国】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在镇江江面上交战，岸边聚集了大批中国百姓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并不悲伤反到不时爆发出喝彩声。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和淡水发愁，百姓们争相将食物和淡水卖给英军。英军指挥官百思不得其解，翻译答曰”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这种事在德国军队开进乌克兰时也发生过，只是乌克兰民众没我老家人有经济头脑，他们把深藏的食物拿出来免费给德军士兵享用，作为对赶跑苏维埃俄国的报答。但疯了的希特勒依然恩将仇报······
有历史学家事后诸葛亮道：如果希特勒了解一下苏联史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乌克兰俄罗斯不分杀红眼，斯大林一定会像萨达姆一样顷刻死翘翘。
历史不能假设，这是历史的残忍。
每当我看到面对镜头的“爱国”表演时，我都试图分辨：谁是猫科类谁是偶蹄类。刘源们的“爱国”是狮群领地意识似的“爱国”，这种“爱国”是本能，更是群体杀戮提高成功率的默契。和这种“爱国”相配套是羚羊们的“爱国”，也就是一干保钓时满街挥舞U型锁砸向日系车主头颅的底层民众，他们是满足杀戮者数量和质量的保证。狮群需要羚羊的“爱国”，准确地说：是需要羚羊献身的“爱国”来喂饱狮子的“爱国”。这很拗口，因为“顺口”就是“汉奸”；羚羊对“爱国”的需求是无助者无药可救的最后安慰剂，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大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因为他没有自我，没有自己的事，就会对宏大叙事信以为真，在逃离“自我”的同时，他们不是依偎在他人的肩头，就是死死掐住身边人的咽喉。
一个码头工人出身的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看出了其中的秘密，他写了《狂热分子》、《我们时代的脾性》等书，尽管这些都是治愈“爱国贼”疯癫的良药，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有治愈的需要——病得不轻的神经病都以为清醒者有病，就像喝醉的才说还能再喝一瓶一样。
现代人的觉悟和智慧，还不如鸦片战争时期我的镇江先辈老乡，但在虚伪和狡黠等智力上，他们却不知要强多少倍，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教育”战果——这种教育永远都是用“智力”来毁灭“智慧”。
较之外来者，我恨“爱国”的窃国者，然而，我更怕乌合之众的“爱国贼”······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