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学生时

      读高中的儿子很喜欢吃，也很会吃，胃口出奇的好。我和他到外面去吃饭，他每每都会拿过菜单先替自己点上两三个人的份，然后再把菜单递给我。服务员根据份量总会拿上三四套餐具，然后疑惑地看着我们母子，以为还有顾客未到。我只好笑着向他（她）解释：“就我们两个，只要两套碗筷。”看着儿子在一边狼吞虎咽，我在惊讶于他的好胃口的同时，往往会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吃饭的情景，想到自己同学的吃相，不禁哑然失笑。

      我的父母都有工作，我又是独养女。所以尽管我是六零后的，可我还真的没尝过饿的滋味。我妈妈对我的教育实行“三不政策”：不少吃，不少穿，不少打骂。吃穿虽然不少，但质量是绝不讲究的，只限于吃饱穿暖，从没娇生惯养。一九七四年，我开始在妈妈工作的浮塘学校上小学，这也便开了我学生时代的吃。看到了那个时候的众吃相。

      七十年代的农村实在是穷得可以。文革动乱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导致生活资源极度匮乏。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饿着肚子来上学的。二块钱的书学费还有很多同学欠了又欠。我常常听得班主任在询问同学：“XXX你的书学费什么时候交？”然后被问到的同学总会声音怯怯地说出各种承诺。通常都是“我家的猪再过几天可以出圈了”，“我家母猪马上生小猪了”，“我妈攒了好多鸡蛋，等卖了就交”之类的。让我奇怪的是，他们家的猪老是出不了圈，他妈的鸡蛋也总是攒不够。班主任隔一段时间就得催一次。那些交不了费的同学，自然也是吃不饱饭的。所以也常听到有同学一会挖了生产队的萝卜，一会掘了人家自留地里的番薯。大队里的桃树，李树总也盼不到果子成熟，只要一有果子青青涩涩地冒个头，就会被某个流着鼻涕的小家伙摘下来吞进肚里。女同学放学后最常做的事是采猪草，顺便也从田里偷几把草籽回家，草籽是个好东西，既可喂猪也可“喂人”，所以常常“被偷”，后来生产队就派专人管着那些草籽田了。

      光米饭是个稀罕物，一般人吃不到。做饭时一般人家都要在锅底垫上一些番薯、洋芋、萝卜、草籽之类的杂粮。而且一顿饭也不能全部吃完。开饭时，大人们打开热气腾腾的锅盖，第一个动作是先把饭淘箩摘下，把锅中心的米饭先盛起。然后再给馋得直流口水的孩子们盛饭。而装到孩子们碗里的往往是番薯、洋芋这些杂粮居多，饭粒是几乎可以扳着手指数清的。但就算是这样，这些食物在孩子们嘴里也是不需要牙齿的，一进嘴就化了，三下两下就下了肚子，还巴巴地希望父母再给一点，而大多数孩子较多的人家，是轮不到盛第二碗的。饿得发慌的孩子们总是打着那只饭淘箩的主意。趁着父母下地干活的当儿，爬上水缸沿，一抖一抖地摘下饭淘箩，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抓上一把冷饭，那可真是人间美味。

    零食是几乎没有的，但孩子们会想出各种办法弄到吃的。我的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常常会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干菜蔀头，分给其他同学，我也常常能分到一到两个，那都是在上学路上看到人家团箕里晒着，顺手牵羊牵来的。咬上一点点含在嘴里，咸咸的，还含着太阳的味道。那时候，农村里经常放露天电影，放电影的晚上，路灯下最常见的是甘蔗摊，削好的甘蔗水汪汪地排着，两分钱一支短的，五分钱一根长的，引诱着孩子们的视线。放假的日子，村庄里经常出现一些义乌的“换糖佬”，一手摇着“揺拨动”，一肩挑着货担，“换糖换针线”一路叫卖。孩子们会缠着妈妈用鸡毛、鸡胗皮换点“鸡粪糖”吃。冬天的时候，同学们身上常常只有一件薄薄的破棉袄（一家兄弟姐妹老大穿过传给老二，老二穿过传给老三，都传了好几个了，能不破吗？）实在难挡风寒，很多同学会拎个手炉，诸暨人叫火笼（音chong）到学校上学。拎手炉的日子，同学的口袋里也就多了黄豆、玉米粒、番薯片、年糕干之类的东西，用个空的面油罐头，装上几粒放入炭火中煨熟，只听“扑”的一声，教室里就清香四溢了。

    提起手炉，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我小学的一个同学。他叫xxx，长得又瘦又小，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有一次上学路上，手炉被风一吹，火星爆到他的破棉袄上。棉袄瞬间被引燃，结果身上皮肤烧得不忍目睹，后来还引发癫痫，小学时就坐在我前面，课到一半，冷不丁“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全身抽搐，唾沫吹得老高。好几次把我吓得哇哇叫。xx的父亲是雇农出身，在解放前吃过很多苦，因劳累过度而摘掉了一个肾脏。在我小学时，学校里常请他来作忆苦思甜报告。

      报告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有一次学校为了加深同学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痛恨之情。 在他作报告的基础上还请来了几个农村妇女，给我们做荠菜糠饼吃 。让我们切身感受一下旧社会吃糠咽菜的苦日子。谁想活动的效果却变得滑稽可笑。每人一个糠饼分下去之后，很多同学吃得有滋有味，意犹未尽，吃了还想要。最后剩下的几个糠饼居然还不翼而飞。据老师们调查之后，发现是被一个叫小毛的男生偷吃了。这件事情让人觉得，文革后期，有些家庭是连糠饼都没得吃的，这不能不说是对文革时期所谓的新社会新制度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生活逐步有了改善，但还不富裕。一九八二年我进入澧浦中学读高中。我记得我的好多同学的胃口也像现在我的儿子一样好。那些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吃饭。每天吃饭时间还没到，食堂门口那个小天井已经挤满了学生。大家伸长脖子，眼睛乌溜溜盯住食堂那扇门。一会儿四个工友抬着热气腾腾的大蒸笼出现了。大家一拥而上，在一片热雾中飞快的寻找自己小组的饭盒（食堂规定五个人为一组，五个饭盒用一根绳子上下左右绑好，每个饭盒上都用油漆写上一个大大的数字编号，这样便于寻找），然后一溜烟似地飞向寝室，忙不迭地解开绳子，打开盒盖，开始狼吞虎咽。没有餐桌，也用不着餐桌。寝室里、走廊上，坐的、蹲的、站的，到处都可以看到专心吃饭的同学。水稻是自家种的，米饭可以管饱，油腻却还是很少。极大多数同学的饭碗里，只有干菜、黄豆这些家常便菜，干菜是真正干得一阵风能吹走的，黄豆里只加了点水和盐。那些在现在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菜肴，都是同学们口中的美味。没有人会挑食，没有人不是好胃口。我记得自己当时只有七八十斤重，胃口却出奇的大。满满一大盒饭，我三口两口就下肚了，牙齿是没有用的，因为来不及咀嚼。相对于另外的同学，我的营养应该稍微好一点。我是居民户口。国家每月供给我三十二斤粮票。父母每月给我十几块钱。所以我返校时往往只带了爸爸给我炒好的一大杯榨菜肉丝豆腐干。米是在学校门口的粮站里买的，菜是六块钱一个月的公菜。高二时我还嫌学生菜太难吃，后来就干脆托我爸的同事帮我买来教工的菜票到教工餐厅排队买菜，享受教师级待遇了。尽管这样，我还是眼红同学杯中的菜蔬，常与人去交换着吃，因为同学的吃相实在让我怀疑那一定是山珍海味，要不何以这样津津有味？同学中也果然出现过美味，许志燕的榨菜皮，赵丽燕的土豆干让我至今想起来还馋涎欲滴。辣兹兹，甜润润特有嚼劲。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就是：“味道好极了！”也许是同学们太过宝贝自己的食物，因为它实在来之不易吧？也许是我返校时总是囊中空空，不像其他同学大包小包地扛着背着吧？。在那个总也吃不够的年代，大家都奇怪自己的米和菜何以少得那么快。而我还居然被怀疑是偷吃者。这件事着实让我郁闷了一段时间。但现在想来，那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反应，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现在的高中生对食物的浪费实在令人发指。学校食堂里馒头、面条、米饭、荤素菜肴往往是吃一半扔一半。大桶大桶的剩菜剩饭被拿去喂猪，我每每对学生的这些所作所为痛恨切齿。这些浪费掉的食物在那个时代，不知能养活多少人啊。所幸我的儿子除了胃口好之外，对食物还是一丝不苟的，他每次都吃得特别认真，特别细致，绝少浪费，一如我的高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