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老师中，乐寿明教授颇有特点。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长着一脸浓密的大胡子，虽然每天都要刮脸，但那胡茬仍非常明显。他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而且一讲就是一个学年。授课之余，就是研究佛学。那时，安徽劳动大学学校的生活条件非常差，乐老师一家多年居住在三间茅草屋里。夏天感觉还算好，一到冬天，室内特别寒冷。在他为我们授课期间，我和黄伟合等几个同学经常去老师家里坐坐，听他谈谈学问之道或学界动态。老师嗓门大，说话很直爽。他对庞朴先生的学问特别重视，认为那是达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并且他说：“庞先生理论上很有造诣，同样的文献资料，经他一分析，问题清晰可见，文字也富有情感，值得你们多读多学。”记得有一年冬天，乐老师分配到了一套楼房，我们几个学生和青年教师一起帮他搬过几车藏书，看到那些线装书和手抄本，深深为之震撼：学问就是这样苦熬出来的啊！后来，虽然他的课授完了，我和辛景亮等还去过他那楼房的新家两次，每次都感觉收获满满。
记得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名为『正确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学术会议，不仅带回来会议录音，而且请来了会议发起者之一包遵信先生。除了播放录音之外，请包先生做了一个学术报告，给当时正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我们以极大的震动。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批杰出的学者，在寻觅新的哲学出路。特别是庞朴先生的关于一分为三的理论探索，单少杰同志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大会发言，令人耳目一新。他自己则对大家介绍会议的收获，勉励我们向老一代哲学工作者学习，发扬学术探索精神。那段时间，我们在宿舍经常争论关于唯心主义的话题，开始感觉到了些许问题意识。
我们毕业以后，乐老师随着院校调整，调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由于我分配在合肥工作，乐老师在安大的家我没有少去。虽然我当时没有能力去研究佛学，但听他谈谈中国哲学界的动态，总感觉离学术会接近些。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粹，一般都是去那里坐上一个小时走人，甚至连茶水也很少喝。乐老师关心我的学业成长，希望我走近学术，与政治生活距离远些。所以，他非常支持我早日离开《安徽日报》，进高校或者研究所工作。虽然后来我没能进到安徽大学哲学系工作，但是，他认为我能够做图书出版，至少离学术就更近一些。
来到安徽大学不久，除了做教学科研，乐老师还介入了行政管理工作，担任起哲学系的负责人。所以，他逐渐更加忙碌。有两次，我去他家探视，看到家里客人不断，就不再好意思多去打扰了。但是，乐老师看我几个月没去，专门打电话到办公室，让我去他家玩玩。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情吩咐，他说：就是想听我说说出版事宜，说说我的生活安排。我听了这些话，内心特别感动。虽然我已经毕业多年，老师还在为我操心，希望我学业有成，生活顺利。
乐老师的大学同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明白君老师想要出版一册书，讨论西方哲学家的名言警句，乐老师让我看看情况。我和明老师联系过后，专门去报告乐老师：“我会尽力安排，可以愉快合作，尽快出书。”明老师所著那一册名为《西方哲理名言大观》的小书，第一次就开印10000册，后来又有加印。明老师本人很高兴，专程来皖一叙。乐老师和师母一同招待明老师，我得以舔列末座。那天晚上，乐老师很高兴，除了与明白君老师叙旧话往之外，特别告诫我，一定要少喝酒，多运动。读书要以经典为主，论文不一定多写，但一定不要放弃学术；哪怕是一年写一篇文章，多年积累起来，也很可观。席间，乐老师谈到他的佛学研究，感叹知音难觅，就连合适的学生也不好招到。我自己知道，既然我没有慧根，根本无法去念佛学禅，更无法去研究佛学。所以，我不敢接着乐老师的话说下去，只说，我会尽力读点书，将来也许写点什么。
大约还不到五十岁，乐老师就因为积劳成疾，患上了恶疾。我见他人越来越消瘦，经常发低烧，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心里特别难过。记得有一次，我去病房探视他，由于他看到我在《晋阳学刊》上发表了关于何晏与玄学的论文，并没有多说他的病情，而是与我谈起了学术。他告诉我：文章看过了，路子是对的，关键是多读文献资料，同时学学庞朴先生，理论分析上进一步下功夫。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是，说到学术研究，仍然滔滔不绝。我和他的儿子都不希望让他多说话了，然而，他却对着儿子说：“我对小丁有话说。他虽然没有做我的研究生，也还是该走学术道路。”转过脸来，他低声告诉我：“尽快把学业捡起来，早点回学校教书，做一做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听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敢多去看他的眼睛。那深凹下去的双眼，仍然囧囧有神，明显对我充满着期待。临别之际，他告诫我一定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熬夜，注意锻炼和营养。并且，他不愿意我靠近他，也不愿意和我握手，说是怕病菌传染了我。从病房走出来，我当着他儿子乐文君的面，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虽然乐寿明老师病逝已经多年，但是，那病房里的一席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底。也许，我至今都没能做出中国哲学的专题研究成果，这让老师失望了。但是，他那关于重视文献和理论分析的嘱咐，我不敢忘，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乐老师的嘱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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