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先生深信，“实证史学”并未穷途末路，不过要借鉴和回应新方法和新学科的考察和论证，推进自身的思路，调整问题的焦点。
《定鼎中原之路》收的几篇文章论证严密，提到的几个观点都值得注意。《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指出，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皇太极大军破长城直逼北京，盘桓明境百余日，是明清历史上一件大事。不过，皇太极出师的目的似为察哈尔蒙古，而非如《清实录》所标榜的“伐明”，且深入北京城下后与袁崇焕宁远军两站不胜，进退维谷，形势危殆。恰在此时，崇祯逮捕袁崇焕，导致关宁军东溃，皇太极侥幸避免合围，仓皇出关。袁崇焕被捕，只要是崇祯隔绝深宫，并不深悉京城外的战争形势，逞意气追论袁崇焕军事错误导致胡骑犯阙的责任，并非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指出，皇太极建立在八旗制基础上的崇德皇权根基脆弱，缺乏强大的国家经济，国用匮乏时还不得不仰赖八家。崇德末年皇太极不立嗣君，而以四王公理国政，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同太祖时以四大贝勒值月听政一脉相承。皇太极的权力还不如努尔哈赤，他虽有皇帝尊号，却于八家事务俱不预闻，更无权将皇统视为囊中私物。福临的继位，是八旗诸王冲突妥协的产物，直接动因是两黄旗与多尔衮的合作。多尔衮以皇权为依托，促进了集权化过程，其入关夺天下，巩固了集权化成果，皇权专制空前加强。另一方面，全国统治的确立，使皇权掌握全国财源，扭转了依赖八旗虏获归公的局面，八旗由分养国人转而成为国家供养的对象，皇权对八旗有了绝对支配权，摄政王多尔衮就是皇权的体现。此时多尔衮篡夺皇位已是箭在弦上，代表福临的两黄旗经分化瓦解，也开始倒向多尔衮。他之所以延迟篡位，应该在于强制推行的民族征服政策导致了民族矛盾激化，出现了顺治五年至六年的抗清高潮及姜瓖的叛乱。是多尔衮的早亡，加速了皇权二元格局归一的速度，不过改变了其方向，不是归于多尔衮，而是归于福临。
《评清世祖遗诏》认为，顺治遗诏无情批判本名族创业垂统之君，对世祖福临一朝大政方针及个人品性否定无疑，是其特色，但遗诏基点却非常明确，就是扭转福临背离满州旧制、日益倾向汉化的趋势。世祖亲政进行体制改革，顺治十五年的内三院改为内阁是汉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前此二年，世祖停止了内院满大学士兼议政大臣，表面上是大学时退出议政，实则是排除议政会议对内院的干预，内院摆脱议政会议，使属于国家政务的钱粮、巡方乃至逃人法的修改逐步转移到内三院、各部院及满汉集议中来，有利于皇权对八旗和满州贵族的支配。不过，当时南方战事未了，清廷难以解决国计民生，严刑峻法之下，澄清吏治终属空谈。洪武十四年孙可望降清，西南战局有利清廷，仅及一年，已将李定国和永历帝逐出边境，恐怕坚定了顺治汉化的信心，于顺治十五年7月将内三院与翰林院分离，改内院为内阁，在形式上恢复明朝旧制。当年十月，实行部院掌印部分满汉，预示着顺治将结束满官把持国家政务部门特权的局面。当然，世祖对汉臣的猜忌也随着内阁的运行而益甚，作为我改革中心的内阁也未能实现其决策中枢的作用，体制上的变更依然无力动摇满汉政治力量的对比。虽则如此，世祖的改革对满州的疏离终究无法让满州统治集团接受，遗诏将世祖视为本民族的叛逆，正表达了他们的切肤之痛。
至于有名的孝庄皇后，在皇太极逝世时寂然无闻，福临继位后与皇帝分宫而居，累月方得一见，宫中遍布多尔衮爪牙，根本没机会策划组织对多尔衮的反击，只能忍气吞声而已。至于其下嫁多尔衮之事，更没有过硬的史料加以证明。日后玄烨继位，孝庄太后设计四辅臣主持朝政，也是顺治多年经营皇权强化的结果，太后的作用也有被夸大之嫌。康熙初年，鳌拜之流飞扬跋扈，肆意欺凌玄烨，太皇太后也是无可奈何。玄烨亲政，辅政体制即当结束，积势难返，奉孝庄之旨，鳌拜又嚣张了两年之久。玄烨不能容忍鳌拜，进行逮治，实亦针对孝庄而发，其后对孝庄尊崇有加，隐约有弥补此不得已之憾的意思。
姚念慈为实证史学呐喊，还有其深意在。复杂的历史过程可以进行简明准确的概述，前提是对历史的复杂性有深刻认识。如果人心浮躁，没有耐心，满足于零散知识和新奇结论，其心理同底层民众渴望救星的心理一样，都容易被各种权威操纵。而那种满足肤浅心理的对复杂历史的演义、说教，也容易沦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的附庸。历史研究者和阅读者要做的，不过是响应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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