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红
每个人存在于这世间，都会拥有合理的，难以脱离的身份。但这一切要在社会安定，人心齐聚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实现。当不成形的社会体系与国民劣根性捆绑在一起，这个国家在实际意义上或许失去了证明身份认同感的机会，只能在改革的的洪流中推搡着，等待着被滞留。“阿Q精神”一直以来被人们熟知，简单概括为“一种自我安慰的精神”，其通过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心理的治愈与抚慰。鲁迅先生笔下展现的是病态化的社会形态，但在岑范的镜头语言中，充斥着迥异的人文关怀。
▊故事梗概
身形猥琐、其貌不扬的阿Q（严顺开 饰）是未庄一个靠打短工度日的小人物。他家徒四壁，穷得连姓都没有。虽然如此，阿Q却始终自我感觉良好，或瞧不起装模作样的假洋鬼子，或与地主赵太爷攀亲。当然换来的往往不是尊敬，而是鄙夷甚至一顿毒打。好在阿Q有着一套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所以肉体上吃亏的他最终能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自从被赵太爷打和调戏吴妈受罚之后，阿Q的日子愈加难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进城谋求生路。阴差阳错的一些事，竟让阿Q在未庄人眼里成了手握重权的革命党，这个憋屈半辈子的小人物总算暂时抖了起来……
▊ 获奖情况
第35届戛纳电影节（1982）
金棕榈奖（提名） 岑范
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1982）
最佳服装
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983）
最佳男演员 严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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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评
从阿Q的名字上来说，“阿gui”这个名字是否准确并无人关心，这个名字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了明显的指代意义。也就是说这个阿Q可以是阿Q，同样可以是别人，自他身上产生的悲剧，也同样会发生在当时社会制度下的其他人身上。所以此时人物在大环境下的渺小无力感显而易见，确认身份的合理性可谓是难上加难。影片中出现了阿Q与钱太爷认亲的片段，阿Q认真的一番说辞后换来的只是毒打与众人的厌恶。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现状与钱太爷一家有着巨大的差异，任由他有着血缘关系上的牵连，钱太爷也不会承认他。换言之，阶级差异不容反抗。酒馆里众人的嘲笑、被群殴的惨痛经历也就有了答案，阿Q生活在本就不平等的社会体制下，底层劳动人民的烙印难以祛除，只能是以精神胜利法填补着精神上的空缺，继续苟延残喘的活着。这一切从根本上昭示了阿Q命运的悲剧性，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有关人性是非善恶的讨论在影片中社会形态设置的影响下尤为突出。劣根性是在国民性格形成中难以抹去的印记，由它所衍生出的奴隶性格在影片中得到了彰显。就比如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怒目主义。别人打他骂他，他用精神上无论如何都想得开的“乐观”暗自腹诽。只敢欺负尼姑，这一被社会遗忘的女性群体，想要从她们身上获得存在感。而反观众人，在阿Q衣锦还乡时奉承至极，在阿Q落魄之时暗自庆幸，吴妈也将他的求爱当作是污秽的东西。还包括阿Q入狱后在牢中的情形，杀头之际，犯人们选择抢走阿Q的衣帽与被褥，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希望也全部抹杀。导演对于社会百态的刻画可谓是不留余地，将封建社会形态下的人性本质暴露无遗。
当病态的社会意识形成，阶级固化的影子就会从社会蔓延到个人心理。影片中出现了众人革命的场景，阿Q为了使自身存在的意义更为显著，也把自己当做了革命者。可影片中真实的“革命者”口口声声说的“革命”，其实是变相的抄家抢劫。“革命者”成为了自保的代名词，失去了它本身的作用。整日里嘴上说着研究新学的中国人，却留着长辫子说着可笑的英语，儒家学者的虚伪可见一斑。在社会分工有序与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社会差异。但在阶级固化的影响下，权力越大的人社会地位就会越高，反之亦然。所以在钱太爷一家面临“革命者”时，只能把自己的儿子化为革命党作为庇护，而且此途径非常简单有效。面对剪辫子的反应时，钱太爷儿子表现十分坦然，普通人却提心吊胆。阶级差异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劳苦大众只能在背离革命的道路上苦不堪言。
影片多用特写与中景将人物困在环境中的无力感表现出来，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加之小景深的运用，使人物被环境压缩出来憋闷感传递出来，给观影者制造出了十足的压抑感。被画面框住的人物亦是被封建制度以及改革前夕的涌动所制约，难以避开新旧时代交替所产生的桎梏，只能被动地承受，在麻木的病态心理中活着。
纵观影片，导演想要凸出的也许并不是阿Q一个人，而是从阿Q身上的悲剧意义，来思考整个社会意识的不合理，大众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走向的溯源。只有打破阶级固化的社会形态，顺应平等观念的指引，才能将“精神胜利法”与无数个阿Q脱离开来。影片所昭示唤醒意义就在于此，国民向上的意识觉醒，才能改变病态的社会。
鲁迅先生在书中说：“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望有信念在心，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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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红
审核 | 小F 编辑 | 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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