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变迁，很多称呼都变了。比如房子，原来的称呼，不叫房子，而是叫屋。
1976年6月份，我沾了当时退伍士兵可以安置工作政策的光，被安置到县委办公室，当了一名工勤人员。尽管地位卑微，但也是铁饭碗。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便有了有生以来使用权是自己的住所，也就是说，有了自己的屋。
拿到钥匙后，我把屋里屋外的前任使用者留下的垃圾，彻底清扫了一遍，才去行政科，领来那时职工的标配：一床一桌一椅和一辆自行车，由此开始了单身生活。那间屋，见证了我的青春懵懂和荷尔蒙爆棚的燥热。
一年后，我换了一个住处，搬到一栋两层楼的一楼，尽管还是一间屋，但居住面积大了好几平米，另外，东、两面墙，几乎全是玻璃窗，可以在寒冬腊月，充分享受冬日暖阳。那个住处，记录了我每天早出晚归的全身投入工作的忙碌身影，也见证了我与好多个女人的相亲场面，其中，有尴尬，有客套，也有手心出汗，也有后背发凉，但就是没有望眼欲穿的男欢女爱。
四年后，我在即将成婚前夕，第三次搬家，新住处是一套分里外间的两间起脊屋。在那里，我一住就是三十五年。我从一个单身汉，变成一个小家庭的顶梁柱，履行着一个丈夫、父亲的神圣使命。同时，我脱去了“工人身份”那张皮，经历了打字员、秘书、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镇长、书记、局长等职务，直至退休。
取消公房制度以后，我们那排房七户人家中，有四家，自己出钱，把老屋推倒，把原址改建成了一楼一底的住房，门前圈起了一个小院子。尽管居住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失去了很多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
原来的一排房七户人家，门前没有院墙，邻里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和睦相处，彼此安好，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那些年，几乎每年冬天都会降下好几场大雪。每到下雪天，我们七家，都争着除雪，先是铲出一条小路，再向两边扩展。孩子们，打雪仗，弄得浑身上下挂满了雪粉，就连眉毛上、辫稍上都是雪白的，脸颊上的红润，彰显出他们的快乐和满满的愉悦。堆雪人，是他们的最爱。他们堆起的雪人，不是米老鼠和糖老鸭的造型，就是聪明一休的模样，或者是，孙悟空舞动着金箍棒，或者是多人传球的排球女将。
最令孩子们伤心的，是连续出现的冬日暖阳。因为那暖阳，晒化了他们的暖心作品，把他们通力协作做成一件事情的见证者，给化作了一片水渍，进而又化为一片乌有，融入了天地之间的虚无。
七家人共用的一个水龙头，位于我家厨房东墙边上。那个地方，是一个信息集散中心，洗菜、淘米、洗衣、刷鞋，只要是用水的家务活，全在那里。
在做家务活的过程当中，关心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交流着市井百态，评说着家长里短，尽管当时不曾留意，但到后来，全都成了难以磨灭、难以忘怀的回忆。
那时候，家家户户只要出门，都是把球形锁的房门，随手一拉就行，接着，向不出门的左邻右舍递个眼色，人家就懂了，或者，即使房门前没有一个人影，房门内不大出门的老年人，也能立马分辨出来，是谁家的关门声，然后，会时不时地，听听动静，观察一下路人的行踪，鉴于此，哪里需要安装什么防盗门窗呢？换个说法，即便再坚固耐用的防盗门窗，也不如邻里之间的发自心底的互相关照，显得得心应手，显得安全可靠啊！
由此可见，人心一旦彼此设防，人的物理距离即使再近，心理隔阂也是咫尺天涯，使得即使再先进的破防工具，也无济于事，也望尘莫及。
说话之间，我们那排老房子的左邻右舍，当年的懵懂青少年，已经全都步入了老年生活状态，偶然相遇时，不免泪光粼粼，不免喉头哽咽，不免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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