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记忆

           

老屋记忆

    老屋是一处合族而居的大宅子。很多年后我在谷歌地图上搜到我故居的老屋时，老屋已东倒西歪，正趋于消失。但老屋场作为一个地名，将会永久留传。也许用不了多少年，这里会出现新的房子，新的主人。我没有想到那么土的发音，居然也能找到对应的汉字。要知道湖南话大概是最难懂的汉语之一，而双峰素称十里不同音，身为最乡土而又颇不缺文化的湖南双峰人，我估计至少有2.5%的发音，我是无法找到对应的汉字的。she里。就是这样一个老屋。

  我注意到老家的每处老屋都有一个名称。七八十年代，构成一个大生产队的人员，全部来自四处有名称的老屋场。这个大生产队后来随着人口增长分成了两个。现在老家到处都是别墅式，几乎只有老人留住的新房子，拥挤的分布在长四五百米，宽两百多米的一片极不规则的土地上，新的房屋不再有自己的名称，而以某人的家指称。

    为什么每处老屋场都会有一个名称？我猜想应该是在很长的岁月里，屋场的数目保持不变，并且都是合族而居，因此不能用某某的家来指代，而必须根据它的特点来加以命名。而这种命名，也正是一个小族群在此居住的历史与文化的体现。在一处人口繁衍并不那么迅速的土地上，每一块小田小土，每一段沟，每一个池塘，每一处小山包，每一个老屋，都有它特有的名称。我的老屋，就是这样一处普通的房舍。

  看《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年幼时的作者无法理解，为什么沿着他家旁边一条路的两个相反方向，最终都会走到同一个地方。书中出现了一些乡土地名，我猜想它们跟我老家那些屋场或田土的名称是一样的由来--它们很小很小，却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承载。在这本书里，还出现了一位对这些小地名进行考证的学者--而我国，在100多年之后，甚至可能还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们将很快随着人口的迁移而消失。

    老屋出口大致向西偏北，再往前是水稻田，其他三个方向都是高高的土坎，庞大的老屋场犹如坐落在一个靠背椅中间。每天我站在窗口，看到太阳从屋场的西南角方位落下。老屋由北往南由4排房子构成，住着同姓的三支人。我不曾认真研究族谱，也不知道我们这三支人的血缘如何，但是往上数三四代，祖上没有共同的，但尚未出五服--不过显然不过是一两代的事了。

    霞，芬和我则分别属于这三支族人，我们三人年龄相仿，她们称我为姑姑。三人从小一起读书，每天形影不离。

      霞家应该属于三个支族里最长的一支，因为他的爷爷比芬的爷爷更老，更不要说我爸爸和我伯伯这些更小的远房兄弟了。霞和我的爷爷在此之前单传了两三代，直到我们的爷爷才分蘗出三个儿子（我的另一个伯伯早早离开老家谋生）。芬的这一支却是人丁兴旺，芬的爷爷有三兄弟（另外两个早年考学出去了），祖上据说还有过私生子，并有两个入赘出去但没有改姓的，所以住在老屋还是只有他们这一支，但芬的奶奶生了5个儿子，当时三个已娶妻生子，另两个先后参了军。

  在我幼年时即被人告知，那个是在外地工作的远房伯伯(之后私下里再加上，他是某祖上的私生子，后来才认祖归宗)的时候，我当时就感到，人们似乎带着一种对对方祖上的嘲笑，但似乎又带着某种有本事之类的得意羡慕之类。

  所以在我小时候，这个大宅子里至少住着9户人家。

    老屋的房顶是青瓦，墙的主体由重达数十斤一个的大土砖砌成，为了防潮防水的缘故，最下面的半米高是窑制青砖砌就。老屋场上唯一的装饰， 就是出口靠北两面墙上有几个粉刷成的白色圆圈饼。

  北边毗邻一个小竹山，第1排是属于霞家的一支，从出口到椅背分别住着霞的伯伯，霞的一家和她的叔叔家。第2排是整个老屋的公用厅屋，可能有上百平米。第3排最外有我家的一个房间--但借住给堂兄若干年，往里依次住着我堂兄一家，芬的叔叔，及芬的一家。

  由于厅屋的长度不及第1和第3排房屋的长度，所以第一，三排屋之间，厅堂往外，有一大块空地，我家的一间屋和我的堂兄，与霞的伯伯及霞的家隔着空地相望。空地外有一个小池塘，祖宅人常在那里洗猪草，也提水煮猪草。后来则种了几丛高笋--是我爸最先取来的种，所以我们家有两丛，霞的伯伯家有一大丛。这里曾淹死过霞的一个堂妹，也就是他叔叔的第一个孩子。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天家里杀完猪，父母让我去洗一把长长的尖刀，我也曾不慎掉入水中，好在当时旁边有人在。第4排与第3排之间，是一个很长的天井，天井往里是把第三四排连在一起的私屋，往外出口处是我家的工事间。所谓工事间，就是用来放农具，剁猪草，酿酒做豆腐等等一类事情的屋子。第4排出口处住着我们一家，往里有两间房属于堂兄家，再往里就是芬的奶奶和叔叔们的房子。

  大宅子全部彼此通连，基本上是住人的正屋，除了出口位置，其他方向被分开的私屋环绕。所谓私屋，就是猪栏和厕所之类。但芬家的私屋，和老屋则是连在一起的，中间隔着一条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由天井与正屋相通。相连通的意思是，下雨的时候，你不用淋一点雨就可以走到任何一家，整个屋场都是小朋友的活动空间。

 

  这个大宅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与我的童年息息相关。即便是去得最少的房间--霞的伯伯的家，我依然记得，从他堂兄的卧室往外望，是一片洋姜地，木头窗户旁的墙壁有很大的空隙与外面相连相通--和这个老屋场的其他很多房间一样。那时候老屋就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很多房间的窗框与门框旁边都有很大的裂缝，以致房间之间完全不隔音。如果是与外面相通的那堵墙的话，冬天的冷风会通过这些裂缝往屋里灌--尤其是我家和霞的伯伯家，其他家好一点儿，因为他们大多用红色的泥浆，或者是白色的石灰，粉刷过墙壁，把裂缝堵上过--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也没有一家会在先前的简易装修脱落后马上重新粉刷。所以脱落的，裂缝很大的墙壁是很常见的现象。

  兼做厨房，餐厅和客厅的房间(当地称之为茶房)墙壁上，通常都会打着很多钉子，挂着秤，笤帚，斗笠，草帽，蓑衣，衣服，筷笼，晒干的豆角，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每家，每个屋场里，都是如此。

  缺乏排水的设施，每家茶房的门外，必有一个泼水的脏水沟，经年累月而乌漆墨黑；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水池或者水沟，便往地坪里倒水，长年累月，迟早也会形成这样一处乌漆墨黑，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泥沟泥池。春夏的时候，不断生出的细细长长的虫子，在潮湿带水的淤泥表面扭来扭去。家里男人勤快的，就会把它作为肥料的来源之一，到夏天把这些臭泥巴运到田土里。

  公用的那个大厅屋是我们玩的最多的地方。里面摆着三架风车，几具棺材--对于棺材，我素来畏惧，现在也依然如此，不过，这不妨碍它成为我们的游乐场。各家做木工活，篾匠活，甚至是做衣服的裁缝活，祭拜祖先之类，都会在那里进行。我们惊奇的看着木匠，拿着一根大锯子，在一根大木头上推来推去，还有木匠那个用来拉直线的墨斗，能把木头刨的光光的刨子，都是好玩的事情，或者有意思的玩具，没人的时候，不免偷偷的尝试一下。

  粗粗的木头斜靠在神龛上。我们三个女孩儿经常在那儿捉迷藏，我们沿着木头一直爬到楼上，直到大人看到厉声呵止。我们也在那多灰的角角洞洞里，伸进木棍扒找一种叫做土螵的爬虫，以晒干作为药材兑出去--那时候经常有人会来收这些东西，包括杀鸡时的鸡毛，鸡胗的内壳，--应该还有不少其他的东西，不过我忘了，我们拿这些东西换糖吃，是那种很硬的水果糖。我90年代未在《南周》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这些收鸡毛的温州人，很多已成为财富新贵。到00年代，我再回家的时候，听说温州人又在收购我们的采石场，水泥厂甚至煤矿。

  霞的家里最早拥有电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算小了，每天晚上都到她家看电视，尤其记得暑假里放红楼梦的时候，每天中午，如果没有过去，霞或者他的弟弟就会来叫我"看红楼梦了"。其实我通常隔着书房的窗户，早已听见了那特别的，拖长的"当--"，但学习的自觉，还拖着，不让我马上过去。听到他们叫，我马上就去了。那时候，霞的叔叔已经搬出去建了新房，那一排房子的大部分都归了她家，她家便有了专门的浴室，还有书房，书房是最里的那一间，我和霞经常在那里一起读书，聊天。

  芬的父亲是教师，家里常年订有小蜜蜂之类，还有格林童话等书，小时候也经常在她家看书，当然有时也会拿回来看。那时候很习惯于不敲门就进别人的家，即便有时没人在家，也不妨拿过一本书坐在那儿看会儿，就像自己家里一样。记得有一天，我走进芬家，空无一人，我站在那里不知该离去，还是等一等他们。她家四壁贴着画报，其中有一幅是谌容《人到中年》的电影画报。当时画报里的中年女人，用无神的，似乎濒临死亡的眼睛看着我，让我生出一种不祥和恐怖，不敢直视，匆忙离开。

    芬家房后一排长长的私屋，有着半明半暗的长过道，也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包括其后面依山挖建的土窖洞。我们常常在满是稻草秸杆，灰尘飞舞的猪栏楼上爬上爬下，坐到不久前在猪粪水里打过滚的猪背上嬉戏。那一片也是我们儿时煮灰饭，过家家的区域。

  第4排，也就是最后一排，里边是芬的奶奶家。记得有一回冬天，在她奶奶卧室的墙壁上，发现挂着一串干豆角。我们便拿下来吃，竟然拿了一次又一次，似乎美味无比--现在想，只能说明那时候我们是多么饥饿。以致只要是可吃的东西，便可能成为美味。

  至于我自己的家里，三人中，我姊妹最多，父亲是工人，不像她俩的父亲都是职员，相比来说资源很少。我从小心底里就有一种异常的好客，只要谁来到我家，我总想让她们多待一会儿，有什么会拿出来吃，完全不希望她们离开，仿佛我那黑暗的家，由于他们的到来，而变得温暖。我想我这种感觉可能不完全是由于贫穷，也许还因为我的母亲，我的家--不能足够的温暖我。

  我曾经在我的卧室里组织过一个三人学习小组。说起来，真叫人心酸，我那个蜗居的房间里，当时还放了半屋煤堆，我的两位小伙伴没有流露出嫌弃，轮流到各自房里间学习，包括我的那个房间。但我母亲却非常反对，她们的母亲也不赞同，没有几次，被我命名为奥林匹克学习小组的项目就此夭折。

  后来大一些，两个哥哥都出去读书了，我才算有了独自的书房。与我刚成年那些年一样，我常常在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正坐在书桌旁打盹。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但那种丰饶多姿的趣味，温情纯洁的友谊，却随着物质的丰富永远的逝去了，仅存于70或更早代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