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体策：中国故事的深度思考与洞察（1）
1、缘起
现代化与中国梦，自林则徐、曾国藩那代儒家士大夫们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便如影伴随。
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认为，在历史的路上有三大革命——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大约1.2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大约500年前的科学革命。正是科学革命，从农业时代的大生态中裂变出一种全新的工业生态，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
我们知道，生态裂变通常是从边缘开始的，而西欧就是那个农业时代的边缘。得益于边缘的内生力量和科技革命，以及一系列诸如大航海所带来的历史机缘，西人成功地把现代化推向全球（现代化与全球化是孪生兄弟），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我们这个天朝，以及今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个农业时代的中心地带，也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抛到了这个全球化漩涡中，并成为新世界的边缘。
从那时起——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就是这样由此上溯的——现代化便成为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结，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2、三个甲子以来
有意思的是，我们疏理这个现代化转型的进程，发现自洋务运动开始以来的近三个甲子，其甲子周期是从农历辛酉年，也即鸡年开始的，大概是晨鸡报晓吧。
第一个甲子是自强甲子，从西元1861年开始（咸丰十一年）。这一年清廷设立总理衙门，羞羞答答地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这是前半段，前30年，侧重于官办实业而仅触及了现代化的表皮。
故后半段，重心便从实业转向了制度。张之洞虽不能算是康有那样的保皇派，但当时的共识是希望学习西方有效的制度及治理模式。随着清未新政的破产，革命派接盘开启了民国。但民国不过是一个共和制度的试验场，而社会则陷入军阀割据的老套，现代化依然只是一个泡沫。
第二个甲子是革命甲子，从西元1921年开始（民国十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秉承新文化而致力于推倒重建，“革命”成为这个甲子的主旋律。
这个甲子的上半段，是国民党主导。根据黄仁宇的评价，国民党的贡献在改造了这个社会的上层结构，推翻了皇权，并在蹒跚中形成了以党治国的机制。
49年共和国成立，共产党取得了现代化的领导权，由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工业立国运动。与洋务运动做增量式官办实业不同，建国以后的工业化则是全方位的重构。首先，是成功改造了这个社会的底层结构，把广大农民圈进来，为工业化提供基础积累；然后，通过强化国家构建能力，快速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这个革命甲子的下半段。
这个甲子，用李敖这个大嘴的话说，本质上是全盘西化，整个社会的结构与上个甲子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虽说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差不多迷失了自己，我们很难找到一颗“中国心”了。
第三个甲子是复兴甲子，从西元1981年开始（共和国三十三年）。这一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尽管，这个甲子上半段的主题——改革与开放——依然被包装成了“二次革命”，当时的理念似乎与“复兴”毫无干系。但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摒弃了革命的理想感召，转而采取务实的富民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其实是在向当初自强甲子“富国强兵”的士大夫们致敬。作为一个历经了“推倒重建”之曲折的革命者，他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务实精神，重新开启了富强的进程。
邓对历史有一种深远的洞察力，他心中有一个富强的目标，然后，以务实的精神和政治家的智慧去调动一切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邓饱经沧桑，在指责、质疑和政治波动中有超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尽管已是高龄，但头脑异常清醒，咬定目标不放松。所幸的是，与晚清士大夫们的际遇不同，邓成功了。或者说，是这个国家成功了，是三个甲子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梦想初步成功了。
党的十八是一个分水岭，习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梦，标志这个“复兴”甲子下半场开始了。
上半场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起初，为应对革命话语强大的惯性，邓不遗余力地推进解放思想运动，以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破解规律教条，以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提供检验标准，让改革策马狂奔。然而，这并不能有效应对中国向何处去等这类根本性问题，各种争论于是便在所难免。尤其是革命话语对这类宏大的根本性问题有很多资源，于是各种曲折、摇摆便如影伴随。
这个时候，复兴的话语体系还不成熟，还无法立起来，只能依靠政治家的权威了。邓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持“不争论”，防止折腾，本着务实的精神抓紧时间干实事。事后看，当时所争论的许多问题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迎刃而解，可见邓的历史大智慧。
但是，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深水区，一些长期搁置的问题便如顽疾再次凸显出来。如何凝聚新的共识考验着士大夫们的智慧。
毫无疑问，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迫切需要根据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来系统地解释中国经验，来系统地回答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
3、新中体
共和国终结了乱世，开启了升平之治。从毛泽东思想之工业立国，到邓小平理论之改革开放，再到习新时代思想之决胜小康，一波接一波，芝麻开花节节高。
建国前30年，毛思想主导的轰轰烈烈的工业立国运动——与洋务运动仅立足局部做增量式官办实业不同——是全方位的重构，它通过强化国家构建能力，快速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用。而其所依托之体，则是通过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底层结构，一步一步消解张之洞的那个旧“中体”，构造出一种全新的“乌托邦之体”。
但是，这种过激的赶超战略和推倒重建也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导致这个毛氏风格的“乌体”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并且由于缺乏历史底蕴的支撑而始终无法企稳。
因此，邓的改革开放肇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决不是偶然的。他是把旧“中体”的核心要素重新植入到毛氏“乌体”之中，让其逐步稳定起来。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这种趋势也在不断加强。
这样一来，这个“乌体”便发生了质变，逐步回归和形成了一种“新中体”。这便是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由来了。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搭起了“新中体”的骨架，习新时代思想则是让“新中体”血肉丰满。起初，邓是以不争论的历史智慧摆脱革命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重点突破。但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期，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力，即结构化思考的能力，把改革开放的方向和亮点聚合起来，避免混乱，形成更系统的共识。
这就是新时代思想出场的背景，它立足于邓的“新中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重新系统的阐释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从根本上突破了左右纷争的革命话语，形成了系统的决胜小康的复兴话语体系。
尽管，这个复兴话语体系还很稚嫩，还在发展中。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4、贵乎元
董仲舒云：“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那么，我们这个“新中体”，这个华夏复兴的现代化进程，其本正或元始到底在哪？
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作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其实是从一个农业文明的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的。其直接机缘就在于科技革命所开启的新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有二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农业时代，这二种生产是合一于家庭的，家庭不仅是生活单元，也是生产单元。但工业时代则是社会化大生产，从而导致了这二种生产职责的分离：企业主导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家庭则专注于人自身的生产。
毫无疑问，这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纵观全球，所谓现代化的波澜壮阔的叙事，皆直接根源于这个元变革。
当然，这只是从社会的器物层面来讲的。所谓器物层面，即今天讲的物质文明，它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刚健特质，是刚是乾。故这个元，按易经的说法，叫乾元。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个资始，与我们今天说的经济是基础异曲同工。
易系辞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就是说，有乾必有坤，乾坤是一种阴阳和合，共同构成事物之体。一个文明或一个社会，如果说经济（物质文明）是乾，那么文化（精神文明）则是坤，它柔弱顺守，厚德载物，润物细无声。乾给了我们力量，坤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故我们讨论现代化之本元，不能忽视文化根基。
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来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那么这个中华文化之本元何在？一言以蔽之，礼乐是也。
华夏文明区别于这个我们这个星球上其他文明的根本特质，就在于这礼乐二字。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大力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之盛治，并进一步发展，以仁作为统领礼乐的灵魂，从而造就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性格。
坤卦彖传曰：大哉坤元，万物资生。礼乐便是坤元，正是它顺承天道，厚德载物，滋养和资生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我们通常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正根于此。
毫无疑问，在农业文明时代，社会的乾元是家庭，坤元是礼乐。所以我们这个农业社会的细胞结构就是这种基于家庭（乾）—礼乐（坤）的阳变阴和。传统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立足于家庭，基于修齐治平不断扩大的同心圈层而组织起来的。张之洞所谓的“中体”，其实就是农业时代的这种旧中体。
但工业文明时代则不同了，社会的乾元变革为“企业-家庭”，坤元仍只能是礼乐。于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细胞便演化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庭”（乾）—礼乐（坤）的多元嵌套的咬合结构。这便是所谓的“新中体”了。
我们的现代化，我们华夏复兴的中国梦，旨在确立和完善这个“新中体”。
5、中而和
所谓“新中体”，毫无疑问是指工业时代的礼乐文明，是一个现代化的礼乐社会。在这里，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是一个整体，二者不是二截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的统一。
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礼乐文明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天地和序的生态。
在农业时代，立足于家庭这个乾元，我们创造了灿烂的礼乐生活。虽历经治乱之循环，吾华夏作为礼仪之邦亦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
当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立足于“企业-家庭”这个新乾元再创辉煌，开创工业时代的礼乐生活？
这个过程当然非常复杂。毛时代通过暴风骤雨的运动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家庭生产，张之洞的那个“旧中体”才真正寿终正寝。毛通过合作社与人民公社，通过公私合营，快速确立起全社会的企业化生产。那时候的人们普遍以有一个工作单位为荣，我们不再是家庭的人，而是单位的人了。基于“企业-家庭”的生产结构才这样确立起来。
与此同时，这种大破大立的后果是把礼乐这个婴儿同脏水一起泼掉了，从而形成了一个缺乏文化滋养的“乌托邦之体”。
邓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与毛立足于乾元而大破大立不同，他顺理成章地立足于坤元，从“资生”的角度作文章。
咋看起来，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重新退回到家庭生产。但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重新恢复了蕴含在家庭之中的传统价值。这正是改革初期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取得显著成效的原因所在。
传统价值讲爱有差等，这就校正了毛的脱离实际的大公无私，故邓的这种务实策略很接地气，于是很快形成了自驱力。乡镇企业因此迅速崛起，初步形成了大市场循环，从而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奠定了基础和提前。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或中国经验的市场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礼乐秩序。因此，改革开放的直接后果，便是将传统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重新植入到毛氏那个无法企稳的“乌体”之中，逐步回归和形成了“新中体”。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端，良好的开端。我们的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我们今天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再造内涵丰富的礼乐文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和，中庸谓之天下之达道也，也即达于天道的终局愿景。在我们的古人看来，任何事物的运动皆是一种气之发，这种气之发若皆中正，无所乖戾，那么这个事物的发展就会出现一种动态的平衡，呈现出一个和谐的生态，故谓之和。
我们今天所描绘的决胜小康，以及再分二步走建成现代化强国，就是这个和的目标蓝图。
而基点则是中。所谓中，中庸谓之天下之大本也。这有点类似今天基因这个概念，好比一粒还没有发芽的种子，还谈不上什么枝繁叶茂的生态，谈不上什么和，只是处于这个基因原初的中正状态，故称为中。
显而易见，这个中就是春秋之元。我们再造现代化的礼乐文明，需要立足于“企业-家庭”这个乾元来资始，需要基于“礼乐”这个坤元来资生。
习新时代思想决战小康的战略意蕴，就是立足于“新中体”这个种子这个根基，通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来精心照料精心耕耘，造就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现代礼乐文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这个过程，就是致中和，就是立足于中这个本元这个根基，以和为终局愿景来成长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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