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体策：中国故事的深度思考与洞察（2）
6、演化的而非决定论的
如何才能致？致中和的“致”，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论的过程。
事实上，从洋务运动重实业，到维新变法和孙文革命重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全面向西方学习，国人为探索现代化“如何致”历经劫难和曲折，为把握这个发展规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生态宇宙观，从而大大丰富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我们的古人实际上很早就秉持这种生态宇宙观，从一个生态的视角来看万事万物。
五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生态的系统模型。水润下，滋润着大地，才能养育万物，故润下是打基础扎根基；火炎上，高昂外向，尽情烧烧，尽情爆发，故炎上是向上发用，建功立业也。水之阳则是木，水润下扎下的根基，支撑着木的生长、升发；火之阴则是金，火乃木之生发，过则易衰，故金有禁制功能，约束木和型塑木的生长、发用。而这一切，这个大生态的万物化育，显然需要一个好的土壤，以润泽四方。
五行之间这种有机的生克关系，较之对立统一的所谓辩证法显然精致得多。
为什么要谈五行，谈阴阳不够吗？因为需要立足于具体事物上来谈阴阳二气，否则就是空谈（你是不是想到了邓的实事求是？）。
但万物纷繁复杂，难以穷举，故我们聪明的古人采用了一个以物类物的办法，用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标准的事物来类比，来把握万物化生之道。
用今天的话来讲，五行其实就是指五种抽象事物，是阴阳二气落位于天地间而疑聚为物的五种模式。如果说，阴阳气化好比是远镜头，能看得到趋势看得到方向，但要更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发展特征，显然需要进一步把镜头拉近到五行的结构层面。
阴阳是纲，五行是领。这便是乾道变化的纲领所在。
从远镜头看人类社会，经济（物质文明）是乾，文化（精神文明）是坤，一个社会就是经济与文化的阳变阴合。这是纲。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意蕴即在此。
当我们把镜头拉近来看其领，经济建设（狭义的经济，古人谓之食货）、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狭义的文化，非物质生活）、社会建设（民生）、生态文明建设，一个基于五行的大生态结构便呈现出来。
其中，经济建设是炎上发用，是建功立业，是火；政治建设是禁制、约束和清洁，是金；文化建设是夯实社会诚信的大土壤，是土；社会建设是民生，是人类的繁衍和生长，是木；生态文明建设是和谐自然以滋润万物，是水。
朱子曰：“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基于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大生态系统。
首先，站在环球飞船上看五常生态，最显眼的当然是经济是火。马克思的生产史观有其合理性，正是经济生产开启了人类的文明之火。
正是科技生产力颠覆了农业文明的家庭生产，开启了基于“企业-家庭”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是现代化的起源。我们知道，家庭生产模式的结构秩序是简单直接的，但基于“企业-家庭”的社会化大生产则有一个生产（企业）-交换-分配-消费（家庭）的复杂链条（于是便有了所谓的“经济学”）。正统马克思的理论企图用国家计划来解决交换与分配问题，这也是毛的工业立国的立场。
然而，其中的症结在于，国家是因应社会治理而生，它不是一个内生的经济组织，不能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生产结构。
事实上，交换与分配的问题，从内生的角度看是市场的职责。社会化大生产内生的组织结构是企业-市场-家庭三位一体的。邓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正是确立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秩序。
我们今天讲，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个话的核心涵义，就是说，市场是大海，企业需要在大海中游泳，才能茁壮成长。
政府则犹如企业之父母，既不能无条件包办孩子的事，也不能一概放任不管。政府因此有双重职责：一是培植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确保大海的水是干净的；二是辅导企业在市场这个大海中游泳。
其次，木生火，正是基于民生的社会建设这个木点燃了经济建设之火。
毕竟，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一开始就确立对市场基础作用的认知，并没有这种理论自觉。邓其实是立足于富民立足于民生而拉开改革序幕的。邓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丰富了邓的民生政策，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强调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邓开启的事业，其实是一种复古更化，是传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实施仁政。《孟子·梁惠王上》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仁政的基础，乃民生需要"制民之产"，需要"不违农时"遵循生产规律，需要积极发展生产，改善老百姓的生计，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火又生土，经济之火掉过头来又近一步夯实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土壤，极大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今天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根本在文化自信，可谓水到渠成。
董仲舒曰，土居中央，为之天润。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而言，土是天之润泽，是上天给人类提供的生存空间或生存场所。虽然，我们这个地球的生物圈决定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进化之路，但人得其灵秀，摆脱了基因进化的慢车道而进入了文化演化的快车道。因此，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文化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
可以看出，文化夯实了那个自然的生物圈，通过提供普遍的诚信体系，为人类福祉奠定了背景支撑。故人类社会的这个土便是指文化地理，比如我们经常讨论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类，这是支撑我们这个社会整个生态系统的大背景大舞台。
现代化需要合适的背景和舞台。由于张之洞的旧中体，家庭与礼乐咬合得太紧密，从而导致新文化及毛的工业立国被迫选择了反传统的立场来撕开这个缺口，才最终奠定了“企业-家庭”的新生产结构。
邓在这个基础上开启富民政策，实施仁政，凸显了他浓浓的民本情结。首先是通过家庭联产在社会基层恢复了传统价值，进而通过党领导下的宗教自由政策，事实上重新确立了传统中国“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精神生活形态。中国人自强不息的传统由此重新迸发，进而造就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秩序，当然是金钱为媒介。我们通常总觉得谈钱有点俗气，但正如赫拉利在其《人类简史》种指出的，金钱其实就是一种相互信任的系统，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在金钱这种信任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网络。邓的改革开放，就是成功地造就了这个网络。
第四，土生金，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土壤实际上促进、助长、资生了政府的良治能力。
西人往往不太理解中国经验与中国成就。有一种说法，中国改革是一种有指挥的自由发挥。这话也没有错。关键问题是，这个指挥与自由发挥，如何有机统一成一个良性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建国前30年是一种“有为而治”，一个一个的运动，包揽一切，不断折腾。而邓通过拨乱反正，与民休养生息，逐步减少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颇类一种“无为而治”。
当然，所谓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无为的表现是不与民争利，但与此同时在社会治理方面又积极作为，积极引导社会的良序发展。
这个经验，十九大报告表述为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诚然，其治理方法、手段、治具是现代的，但其治道显然是秉承华夏一贯的优良治理传统。
孔子之道是“立于礼”。吾华夏优良的治理传统，就体现在这个“立”上面，如何“立”大有文章。首先，民本自立，是有为的立，这是乾是资始。而政府则是坤，是资生。
既是资生，便不能越俎代庖，政府不宜也不能参与到企业-市场-家庭这个礼之序的内生过程，是谓无为。换句话说，政府的职责只是仅仅是通过调控支撑和强化这个礼之序。
第五，如何调控和强化？金生水是也。今天谈生态文明建设，谈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些都是一个社会生态的五行之水。
水润下，进一步滋润了土壤而生木。木者，仁也，民生也，老百姓安居乐业是也。木又生火，礼由此而立，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曰“富而好礼”。
本质上，这个火红的经济秩序，通过五常的生态最终表现为整个社会的礼之序。我们的现代化，我们这个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基于五行或五常这种有机的生克关系，一步步演化和发展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把五行生克理解为一个静态的结构，它是一种历史的演化，是一种路径的传承。我们“新中体”的现代化道路便是由此而立。
如果说，毛的贡献是开创共和国这个单一的政治架构，成功地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实现国家与民族的重新统一。邓的贡献则是奠定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个现代社会的民本基础，这是重建现代礼乐文明的奠基石。
习的中国梦，则重新注入了“为人类福祉而努力”的王道理想，重新开启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自信。这个现代化的文化土壤由此一步步培固起来，我们这个现代化内部的五行生态也就这样一步步根繁叶茂。
7、自由与纲纪
无庸讳言，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中。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生态，如何既是能够充分保障和实现自由这种现代价值，又能够体现“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传统价值？
显然，我们的古人并没有这种囧境。其核心症结，还是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现代化从根本上颠覆了农业时代的社会秩序，旧有的纲纪失去了因应现代社会的调节能力。
何谓纲纪？《白虎通义》云：“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纲好比网上的大绳，纪好比网上的别丝。纲纪是一个社会的主体框架，是四梁八柱，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关键抓手。
《白虎通义》又云：“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也，其初乃“未发之中”，有赖纲纪的秩序调节而实现万目张，方可达“发而皆中节”之和。
纲纪乃圣人治世的天人会通之策。故陈寅恪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犹希腊柏拉图之所谓Idea者。”
在陈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之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抽象理想，如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的Idea（指核心理念）。
这是陈先生在王国维的挽词并序中表达的观点。值得深思的是，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陈先生则又喊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后来成为知识分子共同期许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那么，在纲纪与自由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自由是现代性的显学，是正统人文主义立足的根基。西人在在16-17世纪的宗教冲突中，确立了“不受阻挠按自我意志行动”的自由，即消极自由。但这种消极自由“完全着重于行动的外在解放”，而没有延伸为一种个人能力。所以，卢梭后来分辨出一种“反思自由”，以让意志不被欲望遮蔽。但自我本真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张力，说明这不是一个立足于个体可以解决的问题。
于是，黑格尔出场了。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不应当只意味着没有外在的阻挠，也不应当只停留于内在的自决，而是应当真正实现在客观的社会生活制度中。因此，所谓的自由，必是一种“社会自由”。
社会自由如何保障？纲纪是也！纲纪奠定一个社会的基本骨架，以导引整个社会向和序的生态发展和演化。
易乾卦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所谓保合太和，就是要演化出一个和序的生态；而在这个整体的和序生态中，个体能够各以其类，各正性命，是其所是。
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整体与个体，一体无隅，丝毫没有违和感。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话的整体意味不错，有瑕疵的是这个“条件”。因为在社会的发展与演化中，整体与个体是互为条件的。
实际上，脱胎于西人传统的人文主义，谈整体易落入乌托邦，谈个体则易陷入绝对物欲，始终是割裂的。故回到吾传统的纲纪之道，是对治现代性病症的良方。
本质上，纲纪与自由乃一体二面。一个美好的社会，需要自由价值的导引，需要各正性命，需要天地和序。这正是一个致中和的过程。然如何致？无它，树纲纪以正风俗也。
汉儒就是这么撸起袖子干起来的。《白虎通义》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这就是著名的三纲六纪，是汉儒因应传统社会一般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轨迹，所规范的最根本的社会秩序。它代表了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历代政治理想中所追求的现实目标。
三纲六纪是伦常日用之间的“道”，中国人如此安身立命，其作用可与宗教媲美。故向来对三纲六纪的批驳皆是未识此中真义也。
首先，三纲六纪是一种人伦规范和人际导引，它追求的是各正性命过程中，需应尽各自的职份，以顺承阴阳和合之道，臻进于保和太和之境。
举例来说，近人争议较大的“君为臣纲”，正如贺麟指出的，是说君这个共相，君之理是为臣这个职位的纲纪，这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做暴君个人的奴隶。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有其自身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君臣在相处之中各自有相应的行为准则。由是，“君臣有节度则万物昌”，此即谓阴阳和合也。
其次，三纲六纪这九种人伦关系全面涵盖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关系、血亲关系、和交谊关系。政治关系即君臣关系，孟子曰君臣有义是也。血亲关系，有基于共同血缘基础之上的父子、诸父、兄弟和族人，还有基于姻缘的夫妇和诸舅，总体上体现为宗族关系。至于朋友、师长既非政治关系又非血缘关系，二者是建立在共同的兴趣与志向基础之上的，统称为交谊关系。
再次，三纲与六纪有大小、主次之次第，立体化的含摄了传统社会的普遍秩序和道德规范。
从普遍秩序来讲，三纲自有其次第，君臣关系居首位，其次是父子关系，最后是夫妇关系。又三纲统领六纪，如师长是君臣之纪，诸父、兄弟是父子之纪，诸舅、朋友是夫妇之纪。
从道德规范来讲，君臣乃人伦之极，要之在忠；父子为人伦之本，要之在孝；夫妇为人伦之始，要之在顺；而宗族乃人伦之亲，要之在亲亲；师生乃人伦之教，要之在尊。
因此，习曲阜讲话中指出的“如何行孝”的问题，在传统社会根本不是问题。这只是当下这个现代社会才有的困境。那么，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到底有哪些根本的改变？毫无疑问，是从以“家庭”为乾元的“旧中体”迁移到了以“企业-家庭”为乾元的“新中体”。
传统社会以“家庭”为乾元，家庭既是生产单元，也是生活单元。在这个基础上，从基层的里到乡，再延伸到县，根据宗族、乡党关系，形成了各个家族之间基于日常关系相互结合起来的空间范围。
这是一个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处的场景，是一个“自治世界”。而与之对应的“政治世界”则是少数社会精英、官僚阶层才能留下活动印记的空间。
三纲六纪正是这种传统社会秩序的写照。在政治关系、血亲关系和交谊关系三种关系中，由于师长、朋友关系属于“六纪”，为三纲所统领。又父子、夫妇关系都是血亲关系，故三纲实际所表现的是二种关系：政治关系和血亲关系。
政治关系强调忠，血亲关系强调孝，故有所谓“自古忠孝两难全”之说。毫无疑问，这体现的正是传统社会“自治世界”和“政治世界”的纲领性秩序。
现代社会则有明显的不同。由于乾元已演变为“企业-家庭”的双重结构，原来隶属于家庭的生产职能已由企业担当，家庭则瘦身为单纯的生活场所。
因此，这个“自治世界”便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血亲关系所能统领的了，企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资劳关系。诸位，这不正是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最为突出的焦点和矛盾所在吗？
历史的经验和血的教训已经表明，资本的极度膨胀和剥削是要不得的，劳动者的极端反抗和斗争也不过是一种零和博弈。资本需要节制，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善待手中的社会资源。劳动者则需要诚实，诚实地贡献自己的劳动创造。资劳作为生产领域的契约关系，是一种诚信与协作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确立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
从而，从单一的宗族关系主导的传统“自治世界”，演变为由血亲和资劳契约双重关系并立的现代“自治世界”，是现代化根本性的秩序变革。
所以，现代社会的“新三纲”是君臣、父子、资劳。夫妇关系从纲退落到纪，从属于父子关系了，这适应家庭退出生产领域的变革。
纪随纲变。夫妇是人伦之始，故居六纪之首。由于退出生产领域，小家庭成为主流，故诸父、兄弟、诸舅等姻亲关系合为一纪。传统的宗族也因此普遍小型化了，故归入乡邻。当然，乡邻还包括今天城市的社区，代表日常生活空间的聚集关系。
现代社会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阶层的形成，人们基于相近的社会地位、职业和收入等形成各种各样的社群，故阶层也是重要的一纪。
再加上师长、朋友这二纪，于是形成了一种“新六纪”：夫妇、姻亲、乡邻、阶层、师长、朋友。其中，师长仍是君臣之纪，夫妇、姻亲、乡邻是父子之纪，阶层、朋友是劳资之纪。
因此，“新三纲”：君臣、父子、资劳；“新六纪”：夫妇、姻亲、乡邻、阶层、师长、朋友。
这个新三纲六纪，正是现代社会的秩序结构。现代社会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就体现在这个秩序之中。这就是习曲阜讲话中“如何行孝”问题的答案所在。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一样，都是一个“尽伦”的世界。现代人的修己、修身，亦只能是在人伦关系中进行，是在君臣、父子、资劳、阶层、朋友关系的建设中实现。
“尽伦”让人找到生命的终极归宿，让每一个生命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通过“尽伦”以“尽性”（各遂其性），从而臻进于儒家“生生”、“和序”的最高理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