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光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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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两难，可能是生与死的两难，也可能情与法的两难，还有可能是爱情与事业的两难……
两难问题的处理，既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能看出这个人的处事智慧与哲学。
一代史圣司马迁如何处理他的两难？
司马迁为降将李陵辩护，得罪汉武帝并被处以宫刑后，因为卓然出众的才华，他又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一个很有权利的宦官职位，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
有一天，司马迁收到一封信，这是他的好朋友任安写给他的信。
也正是这封信，让司马迁陷入了两难。
任安这封信是一封救助信，他希望司马迁能利用自己是皇帝身边的红人的身份，照顾一下老朋友。信中不仅仅是求助，任安还巧妙的利用PUA技术给司马迁施加压力，指责司马迁发达后忘记了老朋友。
事情的起源是——
公元前91年，即征和二年，太子刘据被怀疑要叛乱，于是宰相发兵攻打太子，最后太子被迫自杀，谥号为“戾”，表明汉武帝对他的谴责。
宰相发兵去对抗太子，背后自然是皇帝在做主。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一件尴尬而麻烦的大事：在皇帝和太子反目的宫廷斗争中，是选择站在宰相（背后是皇帝）一边，还是站在太子一边？就算你站在宰相那边而宰相又赢了，也未必能得到好处，甚至会摊上坏事，因为皇帝一旦追究太子之事，宰相自己都可能会倒霉，更何况是与宰相发兵攻打太子的这些人。
任安当时是益州刺史，统领军队。收到宰相命令后，他选择了观望，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兵。等到戾太子案结束后，汉武帝就开始算账，史书留有汉武帝骂他的话：
“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
武帝认为他只是作壁上观，看谁赢了再投靠过去。武帝自认平常待他很好，关键时刻任安却没有马上表态支持，还在那里观望，自然就被下狱了。
下狱后的任安想自己的老朋友司马迁，曾经还是太史令的时候就敢顶着压力为李陵辩护，如今他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自己这个朋友落难，他于情于理都应该站出来帮自己一把，于是就有了那封带着指责的求助信。
收到信以后的司马迁是怎么处理的呢？
从结果来看，司马迁应该是没有处理，两年后任安被判死罪，秋后处决。
没有处理并不代表司马迁没有纠结，在任安的判决结果出来后，司马迁给任安回了一封信《报任安书》，这封两年后的回信，道出了司马迁的价值观和处事智慧。
司马迁的回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用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
瞅瞅，司马迁说得多有艺术，明明任安是来求助，且指责他的，但司马迁并为点破，顾及了老朋友的面子，也拔高了来信的高度，同时表明我不是这样的人。
紧接着司马迁说了自己的腐型的经历和苦楚。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长跪、被可捆绑）而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遭受杖刑而受辱，其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了，侮辱到了极点。而我就是最下等的那个。
这段层层递进的渲染，真是让人啧啧称奇。你以为我愿意当现在这个红人？享受这个权利和地位？这是我经历奇耻大辱的证据啊。
最后一段，司马迁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按道理来说，受这么大的耻辱，我应该去死了。那我为什么还活着呢？那是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超越生命的使命，即去完成我的《史记》。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世道盛衰变迁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大志未完，我连死都不敢，你说我能去救你吗？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从司马迁这封回信来看，他还是很看重任安这个朋友的，所以即便他自己清楚应该如何选择，还是不希望任安带着误会离开，这期间他自己内心的煎熬也可见一斑。
信中的内容也很真挚，就是和一位良朋知己述衷肠，真诚地述说自己的苦衷，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得到朋友的理解。
任安收到司马迁的信后是什么样的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我很欣赏司马迁这样的处理态度，即懂得坚持自己的立场，也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尊重朋友，以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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