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读书，我最佩服二十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更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九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上世纪八十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
要求孙女能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淡到自己的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
《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的读，不是作为消遣的随便翻翻。
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
《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
《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
《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毛泽东出国访问、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途中，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读书学习。1949年出访苏联前夕，他亲手挑选了几本马列著作、唐诗宋词、名人名画、中国和世界地图、鲁迅的著作以及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的书籍。
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很大的兴趣学习英语和阅读各种书籍。
1958年9月10日至21日，毛泽东视察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农村时，每天都要乘车六七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他仍不知疲倦地学习英语。
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杭州，睡床上、办公桌上、休息间里，甚至厕所里都放着书，乍看起来似乎有点乱，实际上哪本书放在哪儿，他心中是有数的。
当时的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初次看到这种情形，以为是毛泽东太忙没有时间整理，便动手整理起来。
毛泽东看到后，立即加以制止。他说：
书是要读的，不是装潢门面的。有些人喜欢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上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想抽出专门时间读书那是不多的，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段，多方便啊！
他的这个读书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文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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