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他是旧社会的举人老爷，却以创办新式学堂闻名天下。
袁世凯以高官笼络他，他辞之不受。北洋政府两度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亦拒不出山。
他经手过银两钱款不计其数，却一生两袖清风，无产无业。
他就是中国职业教育之父——黄炎培。
黄炎培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书香世家，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道中落。靠着族人帮衬艰难长大。可清苦的生活并没有困扰到黄炎培，相反让他养成了安贫乐道的性格。
黄炎培一生清贫节俭，即使在建国后，他也经常穿着短一截的长袍，皮鞋也只有一双，给子女写信所用的信纸也总是用裁剩下的，别人笑话他，他却安之若素。
寄人篱下的生活常受白眼，但生性善良的他对乡亲百姓却感情深厚，对万物总是怀着一分怜悯。他不是佛教徒，却因不忍杀生，吃了一辈子素食。
黄炎培聪颖好学，在乡试中考取了第一名秀才，又中了举人，后进入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深造，师从教育家蔡元培。
一次回乡时，他意外遇到自己的一位童年好友顾连生，他因为家境贫穷，又没读过书，无以谋生，竟然沦落为乞丐。这件事对他触动极大：在这样的社会里，到底还有多多少少顾连生啊！
顾连生的不幸让他明白，当官是干不了事情的，想改造中国必须从底层做起。
紧接着南洋公学爆发的墨水瓶事件，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1902年，南洋公学的200余名学生因不满个别用专制、苛刻的礼教束缚学生的老派教师的行事作风，与之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几乎所有师生全部退校。
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黄炎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力量，要想改变中国，必须投身实践，不能空作文人之叹。
于是大学毕业以后，黄炎培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投身到教育救国的事业中去。
02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川沙新式小学堂。为了和旧式私塾抗衡，他们不收学费，不领薪水，义务上课，就连饭菜都是自行回家解决。
他还经常到各地进行演讲，宣传新文化，为此还差点被扣上革命党的帽子，被“就地正法”。
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他侥幸逃过一劫，逃亡日本。但也正是这次日本之行，使他认识到了中国离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他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中国的孩子也能接收到这样的先进教育。
三年后，黄炎培在杨斯盛老先生的资助下创办了浦东中学。这是近代上海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完全中学，也是我国惟一培养过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中学，在当时与北方的南开中学齐名，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学生、物理学家施士元、著名导演谢晋等都是这里的学生。就连蒋介石都曾慕名将儿子蒋经国与蒋纬国送到这里读书。
浦东中学的成功令黄炎培倍感振奋，中国民国建立后，黄炎培正准备趁势继续推广新式教育，没想到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有学生家长找到他，对他说：孩子念完中学后，家里无力承担大学费用，可孩子英语不能应用，珠算不精通，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向他请教对策。
黄炎培默默无语。他猛然意识到，虽然取代了落后的科举取士，新时代下，现行的新式教育也有其自身缺陷与不足。
1914年，他以申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耗费10月走遍东南各省考察教育，发现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非常普遍。读书=做官的思想还深植于国人的思想中，以至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严重。一些黑心学校利用人们的心理大开政法课程，教学质量却参差不齐。学生们毕业以后，当不上律师、官员，又无一技之长，只能沦为高等游民。
对此黄炎培忧心忡忡，他远赴东亚、东南亚各国调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写下详细的考察游记和通讯报导，苦苦寻求解决之道。
03
1915年，他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接触到了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的社会各界人士。
他对爱迪生的经历非常感兴趣，爱迪生家境贫寒，学历只有小学三年级，却发明了留声机、电灯在内的1000多项发明。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人却只能沦为乞丐呢？
在美国他参观了十八所中学，竟然有十七所是开展职业教育。他也因此找到了治疗中国教育的那剂量方：想要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适应社会中工商业发展需要，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1917年，黄炎培与蔡元培、梁启超等48人一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于次年，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职业教育专门院校——中华职业学校。
学校开设了铁工、木工、珐琅、商科等课程，校址选在陆家浜，这是旧上海老城的贫民区，黄炎培的目的，就是能优先招收寒门子弟，并减轻学杂费。
那个时期在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整个社会都需要大量吃苦耐劳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熟练工人。黄炎培的的学校培养的学生们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可是我国毕竟已经在儒家思想中浸淫千年，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很多人看来，在学校中学习如何从事手工业，简直是斯文扫地。
很多传统学究在报纸、刊物上大力抨击黄炎培。可黄炎培不为所动，他顶住各方压力，为表信念，还把自己的儿子从贵族学校中接出，转往自己的职业技术学校读书。
他还开办了中国最早的校办企业中华珐琅厂和中华铁工厂，亲赴全国各地及东南亚考察、募捐，来解决学校经费和学生就业问题。就这样在步履维艰之中，为社会输送了大量急需的技术人才，解决了不计其数的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立下不世之功。
04
1920年，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博士应邀来华，黄炎培邀请他在上海举办讲座。在会上，黄炎培也畅谈了自己的教育理念，用实打实的升学率、失业率向听众们证明了，传统教育已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发展需要。
黄炎培不知道，他的这番讲演，深深打动了一位来自湖南湘潭的27岁教师。25年后，在延安机场，已经成为我党最高领导人的他再次见到黄炎培的时候，立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
除了教育事业上的丰功伟绩，黄黄炎培最为人所知的事迹，便是与毛泽东在“窑洞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了。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国共矛盾也日趋激烈。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人从重庆启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一些力量。
与毛泽东主席长谈十多个小时之后，黄炎培对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对这场谈话极为重视，终其一生，一直对黄炎培以师长相待，互相通信一百余封。他的书房里一直放着黄炎培赠他的《八十年来》一书，直到去世，书上还留有他用笔划下的印迹。
黄老的一生，为中华民主与教育事业倾尽毕生精力，桃李满天下。
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
知行合一，是先生教育精神。
这是黄炎培送给好友陶行知的挽联，但也何尝不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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