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
从章太炎本人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学”作为内容当然是贯穿其一辈子的思想主题。从他入俞樾的诂经学社做学生起，直至临终那一刻，他坚持的就是“饭可以不吃，学不可以不讲”。不过，“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却不是从来就在他的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早先，作为国粹派主将的章太炎是用“国粹”称后来“国学”所代表的内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将概念改换成了“国故”，并作有《国故论衡》。在第三个阶段，才有“国学”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还会使用“国性”来称呼国学。显然，就这四个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国粹”无疑显示了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难以回答“凡是历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吗？”这样的疑问。“国故”则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认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似乎给人某种灰尘仆仆的感觉，比不上“国粹”的古色古香。“国性”所指当然也是历史传统文化。章太炎认为，中国当时面对强敌外逼，即便亡国了，只要国性存在，依然有复国的那一天。显然，国性的含义是比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较而言，“国学”的提法不仅中立，而且具体。以此为背景，我们似乎也能从“国学”立科而不是“国粹”立科的做法中体会出国家中正的态度。
那么，国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国学的派别”究竟有哪些？他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文学的派别，这些派别绝非儒学一家能够涵盖的。
章太炎指出，经学包含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家，每一家又有各个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经学家，认为今文经学所讲的，虽然不完全是宗教，但总体上倾向于此。对此，他是有些不满的。他认为，就“六经”本义而言，“无一非史”。《尚书》、《春秋》都是记事的典籍，是确定无疑的史；《诗经》大部分是为国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谣，所以也是史；《礼经》记载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胪列事实，中寓褒贬之意，是显明的史；《易经》蕴含着史的精华；《乐经》已经失去，但章太炎揣测它是家在乐谱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着史的特性的。可见，章太炎坚持“六经皆史”说，所以正如汤志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学的派别中章氏并不专列史的派别。由于“六经皆史”，章氏反对对六经“推崇过甚”。这个态度当然和他古文经学的立场密切相关，然而，今日我们再来看“经”，它们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还是需要与时变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否则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抬举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来，对他们我们只有跪拜的分。
关于哲学，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谓哲学的主要派别。他认为，《论语》一半讲伦理道德学，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谈过哲理；老庄的主张，和哲学密切联系；名家大量的涉及“论理学”也即逻辑学；墨子的《经上》《经下》是极好的名学；法家之中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将他与哲理联系了起来。当然，这是章氏对先秦时期的哲学的刻画。事实上，他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论述言简意赅，揭示了国学哲学之部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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