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到1940年，钱穆向西南联大请假未准后，仍然在苏州呆了一年。
何去何从之际，当年发现钱穆的伯乐顾颉刚教授正在成都，主持齐鲁国学研究。他邀请钱穆去华西坝上的齐鲁大学。自此，钱穆与西南联大正式分手，于1941年初到了成都。
离成都不远的乐山，西迁过来的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其昌，在北京时就认识钱穆，深感本系师资力量弱，一些历史系的学生，如钱树棠、严耕望、郑昌凎等多次向学校吁请，聘请其他学校的著名教授来乐山讲课。
时任武大校长王星拱是个开明人士，经过一番努力，钱穆同意来乐山为武汉大学史学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秦汉历史＂。
1941年的3月到4月，四十天时间。毎天早晨从六点到十点，钱穆都会从住处水井冲，经过洙泗塘到草堂寺，然后爬上黄家山到达叮咚井，准时出现在乐山月咡塘文庙的大礼堂，开始他在国立武汉大学的讲课。
时间之所以订在天不见亮上课，全是因为1939年秋天日本飞机轰炸乐山，导致全城死伤惨重，包括武大的老师和学生。
后来为了防范日本飞机的轰炸，上课时间都改在早晨和晚上。钱穆在昆明西南联大，也是为了＂躲警报＂，上课时间都是晩上七点到十点。
钱穆在乐山住的地方，有一棵大黄桷树，树下有一口规整的古井，四围有石栏，从早到晚挤满了挑水、洗菜的居民，烟火味浓。
在古代，水井冲还是一个码头渡口，河对面是龙泓寺。宋代诗人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
水井冲的房子原来是校长王星拱住的，因为日本飞机轰炸，他们一家搬到竹公溪山边上去了。水井冲的房子正好空着，钱穆到乐山就借住此地（这个考证要感谢乐山师范学院的付金艳教授，她在研究嘉乐纸厂的档案时，发现了股东朱光潜教授留下的通信地址在水井冲八号），钱穆在自己的回忆中说，中晩餐是在邻居家吃。
这个邻居不是别人，是原来在北京大学的同事朱光潜先生，他现在的身份是武汉大学的敎务长，兼外文系教授。朱光潜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理解，在作家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中，有绘声绘色的记述。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
武汉大学的学生则是这样记忆钱穆来文庙上课，＂钱穆的课安排在早晨六点至八点。天还未亮，即起身，常常晨露未干，钱穆就早早来到讲堂。钱穆穿着布袍，戴着眼镜，紫红的脸色，略有点秃顶，一登讲台便讲道：
＂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可以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不能随便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
钱穆通俗易懂的讲课，一下就吸引了许多学生。为了抢占礼堂中靠前的位子，他们五点过就要起床，点燃松明子火把，顶着初春的寒冷，甚至雨丝，高一脚低一脚从斑竹湾赶往月咡塘。
那时候的乐山城，极少路灯，巷子幽深，青石板路破烂不堪。即便如此，仍然挡不住武大学子们的求知热情。
那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啊，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正像是齐邦媛描述，＂大多数的学生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息地站着＂。
多年以后，台湾中研院院士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说，＂我听了先生的这番开场白，感到非常兴奋，当时正对这两门学问感兴趣。此刻听了先生的话，自然增加了我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所以我后来几十年的努力，坚定不移的偏向这两方面发展。＂
严耕望和同窗好友钱树棠不仅早晨听钱穆师讲课，下课后多次到水井冲钱穆住处拜谒请教。钱穆在乐山讲学四十天，还接受校外的邀请，做了多次演讲。
4月28日，钱穆应在乐山的江苏同乡会之请，以＂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为题，＂现在人太注重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主要一点，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这句话，一直如响鼓重锤敲在严耕望的心中。
（五）
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当时在乐山岷江边的乌尤寺办学。＂复性＂的意思来自于唐代诗人李翱，人之初性本善，凡人总是经不起各种诱惑，后来丧失了本性。怎么办呢？必须妄情灭息，方致本性清明。马一浮当初设想很大，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授‘禅学’，自己讲授‘理学’。
熊十力由于对书院规制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开讲后不久就离开了书院，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因为战乱，许多拟定的老师也没如约而至。
马一浮是中国的名士，有六朝人气息。平时从不与一般人交往，即便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也绝少来往。有同学闻其盛名，想邀请到文庙讲演，马一浮气都不吭。为了想一睹马一浮的丰采，有同学想上乌尤寺旷怡亭听其讲课答疑，也不被允许。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对于尊师重道，马一浮的礼数十分周全。他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
正式讲学前，书院都要举行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然后同学之间互相致礼。
礼毕，主讲马一浮才正式开示。
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一日，马一浮渡江来到水井冲，亲自邀请钱穆去复性书院讲学。一些武大的老师和学生听说后都觉得诧异，不可思议。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
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
及讲演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钱穆演讲毕，按惯例进行了讨论。并接受马一浮的邀请共进午餐。
钱穆仅在乐山的武汉大学逗留了四十天，最大的收获是收了两个武大学子，一个叫严耕望，一个叫钱树棠。他们二人以后跟随钱穆，都成为学有建树的专家，分别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严耕望从武大毕业后，本来想去找一所中学教书。钱穆不认同，直接邀请去了成都华西坝齐鲁大学，随他研究中国历史。
三年后研究所停办，严耕望很想去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学所，又怕自己是钱穆的弟子被傅斯年拒绝。钱穆知道后，让弟子找几篇文章送给傅斯年，傅看了文章，直接给严耕望写信，欢迎他去史学所工作。并且告诉严耕望，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也推荐过他，认为严是一颗好苗子。
这便是民国时期一代学人的故事，不问来历看实力。
现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一代学人都已经作古了，流径古城乐山的三条大江还在流淌，讲述着那时的故事。
参考资料：《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钱穆》印永清著
《钱婉约：钱穆与联大为何没能走到最后》
《马一浮（名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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