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那十八岁上绞刑架男孩的悲剧，在山乡再不重演

读完《中国在梁庄》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具体细节都快忘得差不多，却有一种情绪长久笼罩在心头，总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会重新返回去再次细读。

那是一种综合交错的复杂情绪。不能否认，起初阅读是抱有一种猎奇心理。对中国乡村社会道听途说了太多先验式观点，知道那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单元，甚至有一点自以为是地为自己贴上想要了解中国社会，深入解析乡村结构、生活真相的探究式标签。就好像梁鸿在序言里面说的，“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这恰恰是我阅读这本书之前所抱有的心态。

通篇下来，梁鸿都在努力避免使用太过学术的专业语言。以一个梁庄一员的身份，她埋首熟悉的叔伯婶姨人群中，用默默含情、感同身受又时不时跳脱出来比对思考的目光，重现梁庄场景。在这里，抽象的苦难变得生动具体，想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城里人眼中粗野直白的农村人成为有血有肉、生死之间艰辛而坚韧的邻家兄姐。

读完很久后依然不能忘却，那个深夜翻墙强奸八十二岁邻家老太，用红砖砸死老太后依然冷静漠然无所悔恨，面对舆论哗然仍旧不动声色的高中少年。在大部分乡村少年都上网逃课打游戏时依然能有好成绩，被人殷切希望的他，该是在如何压抑、缺少关爱和道德引导的情况下走上这样的路途。而最后乡村又是怎样忽视前述所有因由，用乡村先在的道德审判坚持重判，将这个犯案时未满十八岁的少年送上绞刑架。

当我们都以为乡村道德价值观日益被现代性蚕食，越来越以物质、利益这些逻辑衡量世事的时候，梁鸿敏锐地抓住了乡村根深蒂固的道德体系。

“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因为这与他们善良的本性不相符合，与乡村基本的运行方式也不符合。……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杀人偿命固然是法，但在深层思维里，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审判。……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留存在乡村的大地上，那就是原始正义。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所谓法律时事的背后，人们依据这些来进行基本的判断。”

因果善恶报应循环，这是中国人传统里很自然的逻辑。从另一个层面讲，在利益逻辑横冲直撞的现代性中国，这样的宗教果报观甚至有其内在社会约束与修复意义。

但当问题涉及到梁鸿的乡村，这已经成为断裂的一个环节。在过去的乡土社会，孩子受到足够的宗族关爱与教育，一旦违背宗族道德框架，就要受到来自整个宗族的敌视审判。所谓宗法社会，也就是宗族条约替代了法律的作用。而现在，父母外出打工等现代因素瓦解了牢固的宗族结构，在缺失了宗族哺育教化作用的情况下，依然用一整套宗族道德体系去评价不良结果，其害处各人自有衡量。

梁鸿的书出版于2011年。她可曾想到，7年后乡村衍生出的这种戕害与审判未见消弭。案例触目惊心又比比皆是：广西来宾市武宣县桐岭镇十几位老人诱奸女童，每次给女童十几元零花钱，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女童，反过来还说少女勾引老人，老人的亲属更是直称女童是妓女。最初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瞠目结舌仰天问华夏。但回到梁鸿的文字反思，唯独剩下老弱病残和留守幼童的乡村，没有了原先的宗族道德教化庇荫，又缺乏来自外界的充足教育力量支持，根深蒂固的乡村道德观念，加上法律法制意识的缺失，发生这样的事情又在情理之中。

这个孩子，只是书中的一个极端案例。整整八章，梁鸿写到留守在废墟村庄的人，写到离乡出走或成功或落魄的人，写到乡村政治里清廉的腐败的种种，写到农村旧道德丧失新信仰缺位，还有最后欲隐还现的乡村未来梦想。

对梁鸿来说，梁庄是回不去的故乡。就像隔阵子就热一次的“逃回北上广”话题，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故乡已经是存留在和朋友欢聚时共同回忆里的东西。对更适应用能力换社会角色的他们来说，故乡那方人情裙带色彩太过浓厚的土地已经显得过于压抑，各种观念也无法调和。而对我来说，无论梁鸿怎样去还原那个鲜活的乡村，最终还是无法抹去“破败”这个影像。

这个破败不是形象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太多千一律的“新农村”，想拆就拆、越搬越远、宗亲关系也越来越淡漠的“新农村”，恰恰反衬出乡村宗族精神文化的瓦解消散。我还清楚记得小时候在奶奶家大院里玩耍，随意到邻居爷爷婆婆家串门的事情，而现在，奶奶家的白墙黛瓦房都已拆除快二十年，取而代之以无趣灰暗的火柴盒。

诚然，乡村的温情还在。好比梁鸿父亲总会给“姜疙瘩”不多不少留一两多瓶底的酒，让他喝又不给过量。坚守乡村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等等。

但是温情无法阻挡时代的洪流。乡村的未来在哪里？这个问题太大。可以见到的一点端倪，是停下盲目快节奏的步伐，尊重乡村宗族传统，增强政策延续性与落实。“在当代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

新一轮的“乡村振兴”宣传正甚嚣尘上，但愿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都明白梁鸿当年写下的那些喜与忧，在推动乡村原地发展、深挖乡村文化价值的大潮里，真的留住乡土中国的魂与根，让这根在新一代的心里发芽滋长，重获宗族亲情庇荫，而不是独自面对现代性伴生的冷漠与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