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合议后，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交禁令”：
德国禁止2人以上在公共场所聚集（除非是家人或同居者），并关闭了餐馆和咖啡店的堂食服务，至于会令人产生物理接触的理发店、按摩店、文身店等个人护理商家，则不得营业，当然医疗机构除外。
该禁令至少会持续两周，人口最多、疫情较为严重的北威州要执行到4月19日。在这期间内，德国人在公共场所至少要和别人保持1.5米的距离，默克尔建议，最好是2米以上。
德国东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实行了更为严厉的“禁足令”，居民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如购物、上班、就诊、探望亲人等，才允许出门。户外锻炼是可以的，但仅限单独外出或与家人一起。
北威州对违反禁令者“毫不手软”：非家庭成员，2人以上在公共场所聚集，每人罚200欧元；聚众野餐，每人罚250欧元；户外组织体育活动，罚1000欧元；拿了外卖后，在餐馆50米范围内进食，也会被罚200欧元。
这些措施当然能够帮助德国控制疫情，但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禁令，意大利多地很早就“封城”了，为何两国患者的死亡率相差那么大？
与德国的传播链条与家庭文化有关。
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3月23日报告，德国新冠肺炎死亡患者的平均年龄为82岁，整个感染人群的平均年龄为45岁。
相比之下，意大利患者平均年龄为66岁，西班牙患者70%的年龄在60岁以上，瑞士患者平均年龄为51岁，都比德国高不少。德国患者更年轻，抵抗力更强，死亡率自然就低了很多。
难道新冠肺炎在德国不喜欢攻击老年人？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每日疫情分析报告显示，德国感染者中有大量输入性病例。在3月23日的报告中，已知来自国外的输入性病例有6444例，占当日确诊总数（22672例）的28.4%。
其中，4578名确诊者曾到过奥地利。当前正是奥地利的滑雪季，欧洲有数百例确诊或可追溯到奥地利的滑雪场。
3月26日，挪威目前有3156例确诊，此前已有报告，其中549例来自奥地利；3月12日，丹麦国家血清研究院报告，该国139名病例是从奥地利蒂罗尔州（Tyrol）回来的；冰岛当局也相信，他们至少有8名患者去过奥地利伊施格尔滑雪场（Ischgl ）。
而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约有300例确诊可以追溯到伊施格尔。这个滑雪场每年冬天都有超过50万游客到访。有人猜测，德国的“超级传播者”就是从奥地利滑雪场回来的。
3月17日，德国巴符州卫生部长Manne Lucha在新闻发布会上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问题不是伊朗，而是伊施格尔。”
新冠肺炎如何从奥地利滑雪场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是另一个故事。滑雪运动爱好者以年轻人为主，这些输入性病例，也就构成了德国疫情的主要传播链条之一。
由于德国崇尚小型家庭，年轻人多数与父母、祖父母分开居住，疫情才没有广泛扩散到老年人群体。
2019年7月16日德国联邦统计局报告，德国家庭有42%为单身家庭，即全国有1730万人独居，同时还有三成65岁以上老人也是独居的。
据德国波恩大学统计，30至49岁的年轻人，在意大利大约有23%与父母同住，是德国的两倍多。
代际关系不同，直接影响了德国、意大利的疫情传播。3月20日，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Christian Bayer、Moritz Kuhn在论文中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显示了，在德国的家庭模式之下，疫情更容易得到控制，重症患者更少，死亡人数也更少。
然而，德国这种家庭结构，在英国、美国、法国也都普遍存在，为何德国死亡率更低？
归根到底，对疫情控制起到最直接作用的，还是措施和执行。
不怕学霸底子好，就怕学霸不但底子好还比多数人都努力，说的大概就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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