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供销社，卖咸盐，酱油，铅笔，田字格本等这么简单的日用品。我们村的供销社，两间房子那么大，一进门最直接的就是浓郁的酱油，老白干酒混合的气味。屋子被柜台分为两部分，像一个扁扁的“凹”子，柜台是砖砌的，凹字开口处是门，售货员在框里，中间一横的柜台上有一块木板，木板下没有砌砖，掀起木板，售货员就可以进出。
供销社里有两个售货员，按辈分排，老一点的，我叫叔叔，年轻一点的，比我爸爸还年轻十几岁的，我叫爷爷。也不知道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老一点的称呼年轻一点的是不是也是“叔叔”。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柜台上放着最主要的是一个台秤。供销社里日用百货，烟酒糖茶，松紧带，扎头绳，学习用品，桃酥，月饼，啥都有。过年过节按人供应还是按户供应的紧俏食品也都在这里。过年的时候每一家总会供应一些白砂糖，一份一份的倒进秤盘，拨到一定的刻度，每一家不多也不少。然后倒在正方形的牛皮纸中央，一个角一个角的折，折到三个角时，两手捧起，在柜台上顿一顿，让里面的糖更紧凑一些，然后用牛皮纸念成的细绳捆好，细绳在售货员的手里一抖就断了。看着售货员麻利的一气呵成，然后递到排队等着的村民手里，当然也要付钱。拿着这绵绵白白的糖，飞一样的跑回家，回到家妈妈就会小心翼翼的解开绳子，打开一角，然后一人捏一小撮放在我们姊妹的小手里，用舌尖轻轻的舔舔，可甜了。供销社里也卖糖块，带彩色包装纸的那种，装在大肚子的玻璃瓶里，一分钱一块，这种不用供应，随便买，要是那次家长能给一角钱，买十块糖，那就和过年似的。糖吃了，糖纸也要展开夹进书里放好。看来我现在喜欢收集东西的习惯，在那时就已经初具雏形了，哎呀可那些糖纸留到现在该有多好。
柜台上西面摆着几个鱼纹坛子，里面装的是白干，这可是全村男人牵肠挂肚，梦寐以求，恋恋不舍的坛子。我要经常来这里给我父亲打酒，一次2两，两毛钱，从不多打，也从不少打，就是2两。喝酒也不能每天都喝，也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大家一个理由，看起来需要喝酒。父亲最经常用的理由就是：今天考试，学生考的好，心情好，来闺女去给爸打2两酒。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是欣慰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这时候走在路上的我心情也是愉悦的，酒也变成了喜悦的酒。再一个理由就是：今天考试，唉，学生没考好，心情不好，闺女给爸爸买2两酒吧。这么说的时候父亲心里是充满悲伤的，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买酒的我也跟着丧气起来，酒也变了悲伤的酒。每次接过父亲给的2毛钱，揣着或喜或悲的心情到供销社去买酒。
递上酒瓶子：爷爷，我打2两酒。叔叔，我买2两酒。被称作叔叔，爷爷的人接过瓶子，白铁皮做的漏斗插进瓶口，拿起酒提，一提一两，伸进鱼纹坛子，咕噜灌满，提起来，满满的，小眼贼嘘嘘的我就怕酒洒出来，看着清咧咧的酒倒进漏斗，流进瓶底，再看着酒提里不要有剩余，酒提倒的底朝天，一滴也不留，可就在酒提一倾斜的刹那，我明明就看见酒提的底部横着塞了两三根高粱杆，这是什么意思呀，那么小的我根本不懂，现在想起才明白。
咸盐是在屋子里的西北角，砖砌的池子。一池子的咸盐，盐粒很大，黄豆那么大，很便宜几分钱一斤。盐萝卜，盐嘎达，盐白菜梆子，我母亲一把一把的撒上去，平日里做菜就需要拿擀面杖碾碎。
供销社是山里孩子联系外面唯一的渠道，供销社里挂起了漂亮的纱巾一样的扎头绳，有桃红的，有粉嫩的两种，我喜欢那种桃红的，我的小伙伴都买了。现在想就是那种蚊帐布，七八厘米宽，三十厘米长那么大，买一根回来剪成两根，一个辫子绑一根。我天天央求妈妈买，可妈妈总也不答应，一根一角五分。
“给你买，就得给你妹妹买，3角钱，能买3包洋火了。”
到了年底，妈妈终于给我3角钱去买纱巾了，我开心的跑到供销社，可我喜欢的桃红色只剩下最后一根了，而且两头不一般宽，一头只有两三厘米宽，是个次品，售货员问我还要吗？可是我喜欢，我喜欢那个桃红，我看了好长时间了，最后还是买回来了，可因为一生是喜欢完美那种人，最终也没有怎么扎过那根纱巾，不过还是拥有过。
家里的采购员好像就是我，偶尔会剩一分两分钱，那都是要马上交公的，我有很好的自律。因为有一次终于没有抵挡住诱惑。买酱油剩下3分钱，当时流行熟料丝做的扎头绳，一分钱一根，我买了3根，这件事是很小很小时发生的，回家交账交不清楚，被我妈妈逼着问3分钱干啥了，掩盖不住，只得老实交代，最后被我妈妈好一顿打，当时我姥姥也在，一直宠我的姥姥也站着妈妈一边，不停地添油加醋：“这么小的女孩子就学会乱花钱，将来可怎么得了哇！”所以我被一直打到爬到大柜底下躲了起来，现在想来，唉，悲哀呀。但我有很好的花钱习惯，很自律。
以后，八十年代，没有供应的东西了，生活用品也越来越丰富，有人在村子里也开了小卖部，供销社也渐渐失去了它在村子里的地位，以后连供销社的名字也不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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