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是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的开头。作者在1940年5月之前完成的小说，距今大约八十年。在此，我无意讨论存在主义哲学，并且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这个能力去探讨这样的一个哲学命题。只是“该死的”资本主义作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今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也许你会疑惑，从这句话里，作者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那么我所面见的是什么呢？亲情！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妈妈真的离开了，你是否会第一时间知晓。在此我不想诅咒任何人，但是这却是我们当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这群七八十年代的独生子女。
中国人讲究孝道，人都希望自己能寿终正寝，然而社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超长的寿命和良好的医疗，使得很多人在临近生命的终结的许许多多年前，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慢性老年疾病的折磨，于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收到病危通知书已经是司空见怪的事了。在忙碌而孤单的子女身后，老年人不得不独自在医院的病房里苟延残喘，等待自己生命的终结，而最让人揪心的是，往往陪伴在身边的不是自己最亲近的子女，而是花了钱请来的医生和雇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的临终托付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妈妈的死成了一个事故，成了无人可以托付遗言的事故。或许有一天你也不得不面临，并且不得不遗憾地面对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场景。
当我们回过头来追问你是否清楚妈妈的死是今天还是昨天的时候，不少人选择了缺席。他们或因工作的原因生活在别的城市，或因生活的原因生活在别的国家，总之，母亲没有等来临终的见面。就像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在我弥留之际》那样，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没有人在意母亲的生命随时会终结，她唯有清晰地听到别人在谈论她的死亡事件，与她无关!
如果事情仅仅至此，生活也就变得没有那么残酷，生命的延长，意味着在病榻上盘桓日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少的子女，以工作为由，减少探视老人的次数，直至没有，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医院催钱的时候，往账户上打入足够的钱，好让钱来维持老人在世的这种客观存在，至于老人的情感需求，那是多余的，如果有个雇工愿意倾听，那真是再好不过，所以好的倾听者，或许得到了老人全部的遗产。除此之外，还可能在子女和老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纠纷，如果我亲身经历，实乃不幸，虽与我有所瓜葛，幸亏我还能置身事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而第一批财富的拥有者，时至今日，应当已经到了接近或者正在接近生命的尽头，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并没有处理遗产的实际经验。于是大财富有大纠纷，小财产有小纠纷。终究，在财产面前，所有的亲情都被冲刷地干干净净。人性的拷问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在金钱的衬托下，亲情被撕裂了，践踏了。我们不必去讨论这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所面临的，谁能闪烁人性的光辉，谁才是真正的人类。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献给全天下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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