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特别怕我父亲。他总是绷着个黑脸，加上那个粗粗的眉毛，暴起青筋的胳膊，不多的几句话语，让人心生寒颤。我们姐弟四个，没有一个不怕他的。母亲虽然也会替我们说情，但是力量有限，更多的时候是自身不保。尤其是我，因为是男孩子的缘故，更多了寄予了他“望子成龙”的渴望，所以免不了他拳脚的“伺候”，由此也就更加怕他了。
记得小时候吃饭的时候，一张不大的方桌，靠在墙壁上。父亲一人坐在一边喝酒吃饭，我们都不上桌，捧着碗，低着头，夹点菜，贼一样地溜到门口去吃的。印象中有一次跟父亲面对面坐在另一边，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吃药。也是该当被他责打，我向来笨手笨脚，连嘴舌也笨，药也不会吞。三颗药，准备了三大碗水，结果三大碗水已下肚，第一颗药还在上颚沾着。融化了的药丸非常苦涩，眼泪已经不争气地哗哗直流了。
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黑着脸盯着我看的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他愤怒中满含失望的表情现在想来都让人印象深刻。无药可救的我肯定重重地打击了父亲“望子成龙”的虚荣心，于是，他不知是恨我还是恨自己，一言不发站起来就给我头上吃了个“立卡头”，丢下一句淳安老家话“末代子孙”就愤愤地走了。现在想来，这四个骂人的字，其实连他自己也骂进去了，子孙子孙，他是“子”我是“孙”嘛。
父亲是一个要强的人，非常要强。这点上，我完美地诠释了“基因突变”遗传理论，我可能随母亲，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偷懒的活我一学就会。就拿插秧来说，父亲插的秧苗又高又挺，就像他的个子，而我插的，又矮又斜，好像在打瞌睡似的。真所谓“苗”如其人，为了这个不止一次被他责骂过。更要命的是，为了偷懒，插秧的时候，拿秧苗的那只手我总是要搁在膝盖上，父亲远看一次骂我一次，近看一次打我一次，可是，强大的懒惰基因始终没有一次在父亲的暴力下屈服。
插秧的时候，父亲用满是烂泥的手打我，我也自己打自己，因为傍晚时候的蚊蝇太多了。特别是一种在牛身上的蚊子，非常大，叫的声音嘎嘎的，没近我身，我就开始张牙舞爪地往自己身上乱拍，结果是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泥人”，在回村子的路上，我肯定不止一次地愉悦了别人的猎奇和笑谈。
我啰里啰嗦地讲这些责骂，不是记仇，当然也没有感恩。对我和我的同时代伙伴来说，那都是家常便饭，哪个男孩子没经历过这些棍棒和拳头，那是不可想象的奇闻异事。这些打骂甭管有没有起到教育作用，至少结结实实地倾泻了父辈们沉重生活背后的辛酸和幽愤。我表示理解。
打我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因为家事，而是因为国事。1989年北京事件时，我读小学五年级，在村里年轻人口里听到“治李整邓”、“惩治腐败”等时髦的话语，于是，好像战士一样，我慎重地在语文书上写下了“治国理政纲要”，这些所谓的建议是以信的格式展开的，收信人是“邓小平”，内容就是我听到的“民主、反腐”等。还没等我“公开发表”，在背书的时候就被老师逮个正着，一个中年父亲，一个老年老师，两个经历过文革的胆战心惊的过来人，一个在告状，一个在审判，审判工具是别人门上的竹丝扫把。
那天父亲从肩上扔下一担粪桶，生气地叫我站着不动。摄于他的黑脸和青筋，我压根就没想过逃跑。竹丝从我腿上扫过，可惜不久就散架了，后来变成了扫把柄，粗粗的，打在我的大腿和屁股上，“啪啪”的，越来越响。善良的老师来拖住爸爸了，村里人也叫我快点跑，可我就是挪不开脚，像被定住似的，一直配合着父亲淋漓尽致地宣泄他的担忧他的气愤。可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原因，这一次按理说最应该吃痛的责打，当时的我却一点痛觉也没有。是不是，人到绝望的时候，感觉也会同时消失？
俗话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多少年过去了，我到现在都还敬畏父亲，接电话不敢怠慢，答应他的事不敢违拗，偶尔壮着胆子跟他开个玩笑，一看他脸色有变，就立马闭口不言，或者换个话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名副其实属于“素质教育”，当时好像没有作用，现在却越来越显现出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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