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近冬至的一个傍晚,我回到成都。一下飞机,冬日成都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这是一种我熟悉之极却始终难以形容的味道,像是锅盔,卤菜和腊味的混合,却无半分油烟之气,大概是经过了蜀地雨水的刷洗。晦暗的天色,青翠的芭蕉叶尖滑下雨滴,红褐色的香肠挂在阳台上,成都的冬季,一如记忆中的模样。
成都冬至,讲究喝羊肉汤。外婆过午就开始准备,待我们进门时,已经是一锅酽酽的象牙色羊汤,跟高压锅那种清汤寡水的出品不可同日而语。配着自制的红油豆瓣酱蘸食,再煮上青笋,白萝卜和冬笋尖,与北方的羊汤相比,更多丰富细腻。舅舅带来了天主堂的麻辣鸡片和豆筋,就连江南的宅师傅也一下吃出了跟纽约川菜馆子的区别。成都的滋味,绝少把人辣得嗓子冒烟,涕泪横流,花椒的辛香,芝麻的焦香,微妙的回甘,层层蕴藏在辣味之中,由自贡盐井出产的川盐定味,别地再难复制。
第二天一早,去给外公扫墓。外公走在今年的初秋,我刚刚拿到换工作后第一个考评结果,正颇为自得,接到妈妈的消息,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来。远游之人,平时尚可以书酒遣怀,但总有一些时候,孤绝自疚,不堪言状。墓前有一株桂花树,枝干尚幼,叶子却繁盛,映着外公微笑的遗像,听说秋天的时候,花开得很好。
忽然就想再去外公学习工作过的华西医学院看看。小时候每年在成都过春节,老房子里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坐得膝盖冷了,就跑去华西坝的院子里玩一下午。后来华西跟川大合并,外公还是固执地自称为老华西人。
华西坝老建筑印象最深的,还是华西坝的老建筑。二十世纪初,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创立十三所教会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医科综合大学。英国建筑师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华西建筑群,融合西方建筑风格和中国古典的流檐斗拱于一体。初看华西坝建筑,雕梁画栋,飞檐交错,似乎是中国正统,但是细细打量,屋脊和廊柱间的小兽都经过了某种变形,奇诡妖异,好像是山海经中的造物,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中。鲜红正黄葱绿的装饰配上黑黢黢的楼体,也是别处不曾有的营造。陈从周先生在《园林清议》中提到,江南文人庭院的白墙黑瓦,与当地的翠竹清池,细雨迷蒙正相配;京城皇家园林的红墙黄瓦,映着北国苍劲的松柏,高远的蓝天,才称得上是肃穆庄重。而在成都的华西坝,终年郁郁葱葱的栀子树衬着色彩跳脱的楼群,就像阴沉冬日里的一碗酸辣粉,盛满了蜀地的温润与热烈。
华西坝的怪兽转过钟楼是荷花池。细雨残荷还是当年模样,但从来没注意到成都也有这么多银杏树。老婆婆们在池边摆着龙门阵,抗日战争时期的联合办学纪念碑上落满了树叶。在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也有这样一块角落里的纪念碑。只不过西南联大由于北大清华南开的缘故,至今仍声名显赫,而在华西坝上集结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等,或撤建,或合并,早已不复存焉,成都五大学的历史,更是少有人知。外公求学华西时,已是解放之后,坝上风流不再,不过稍读旧事,了解到五大学时期学风之严谨,有学生竟因不打领带被要求重修课程,也略略理解了外公对于仪容整洁的苛刻要求。
钟楼与残荷国难当头之时,那段八十年前文化西迁的往事,让人每读都不禁泫然。在荒村野岭之间,扛着实验仪器躲避敌机的轰炸,结束一天的行进后,白发的教授讲起了莎士比亚,黑眸的青年在桐油灯下摊开书卷。那是一段无法回头的旅程,终点是中国的西北与西南。身为后学,我曾经反复自问,是否有当年学长们那种坚忍与信念,能在危亡之际仍然一往无前。
抗战时期五大学纪念碑那次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以成都为终点的跋涉,也让我想起另外一次路线不同,但同样艰苦的流亡。一千三百年之前,杜甫发秦州,经同谷,走祁山古道,穿剑门关入成都府。于是,趁着天色还早,去往杜甫草堂。
上次来草堂,还是十年前,喜欢太白多于少陵的年纪。那时初读太白乐府诗,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行云流水,宛若天成。而选在语文课本中的少陵诗,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悲苦甚至有些畏缩,少年心境自是不甚赞同。及至去国离乡,稍尝了人世间的无奈与彷徨,杜诗的好处才慢慢懂得了。就像草堂之中那一缕淡淡的黄角兰香,初时不察,久了才惊觉这是何等风致。
草堂一隅草堂美,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杜诗早已写尽。草堂也安逸,嬢嬢们在竹林间打着太极拳,猫儿旁若无人地睡在草丛中,即使茅屋时不时为秋风所破,比起食不果腹的流徙生涯,对于杜甫也是大大的慰藉。然而少陵并不能从此尽享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当他携全家在蜀道上艰难跋涉,几近绝望之时,犹写出了字字泣血的《凤凰台》明志,“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而在草堂客居五载之后,杜甫的朋友成都府尹严武去世,关塞阻塞,难返长安,只得转作潇湘之游。在《去蜀》中,他写道,“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草堂的植物表面是寒儒失落之中的自宽,甚至略有些负气之语,实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碧血丹心。中国士人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一点为天下苍生立命的担当。在异乡的长夜,缩在暖烘烘的被窝里边喝酸奶边读书,读到《论语》“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心中悚然,不由得端坐起来,想想自己负笈海外,如今也算衣食无忧,但是倘若就如此空老于林泉之下,似乎总是愧对那在迷津之间栖栖遑遑的老者,或者是在湘水舟中,仍然念着北地的战血与军声的诗人。
成都的每一次到达,都是羁旅中的一个温暖怀抱。而成都的每一次出发,则需要一颗不能回望的决绝之心。杜甫沿岷江南下夔州,又出三峡至江陵,岳阳,潭州,最终在北归的风雨孤舟中溘然长逝。离开蜀地之后,漂泊无定,草堂的花径与蓬门,大概还曾出现在梦中。而更往五百年前,诸葛丞相一路北上,向着汉中与陇西进发,最终陨落在五丈原,应该从未将锦官城外的薄田与桑树放在心上。
成都,是丞相的成都。在离开前的清早,并没有去外婆家附近的武侯祠,而是去了文殊院。比起武侯祠毗邻的锦里,文殊院的洞子口凉粉,严太婆锅盔更有本地的味道。然而还是与丞相的痕迹不期而遇。文殊院外有一家小小的散花书院分店,名出太白的《登锦城散花楼》,藏书不多却颇为精到。更有成都本地研究,三国专柜等等。随手选出马伯庸的新作游记,重走诸葛亮北伐之路,字大行稀,语言轻快,正适合飞机上阅读。
文殊院的银杏 文殊院外的洞子口凉粉丞相的路,是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路。即使马亲王已经极尽插科打诨之能事,还是有一种沉重挥之不去。马亲王说那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那些运筹帷幄,殚精竭虑,都是一个男人沉甸甸的责任感使然。而这种沉重,于我而言,是蜀地的散淡与慵懒中,一抹难以消逝的墨色。
蜀中,并不只是“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的安乐之乡,那些在时间的经线上交错于此的旅程,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坚持与苦心,那些决然的转身,让我在每一次离去之时,望着锦江和缓的流水,也有了一种身在易水之旁的苍茫。
二十多年前,不满百天的我离开成都,第一次踏上旅途。沿着与陈仓故道重合的宝成铁路穿越秦岭,再换陇海线,兰青线,走得比丞相的第二次北伐更加遥远。而今,十四个小时的飞行,跨越了大洋和大洲,归来与离去都以万里而记。锦江上有一座万里桥,也就是今天的老南门大桥,是蜀汉南下东吴的登船之处。诸葛丞相曾在此设宴送费祎出使,有“万里之路,始于此桥”之叹。
我的旅程,也又一次始于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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