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北欧慢时光
欢迎关注我的文集《北欧抗疫实录》:一个身居瑞典的普通人笔下,瑞典的抗疫情况和亲身感受。
如今,瑞典医护人员的日常今天,瑞典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破8000。复活节前破万已成既定事实。累计死亡病例接近700,复活节前破千估计也没有疑问。疫情形势愈发严峻,我的内心愈发平静淡然。无力改变现状,还能怎么办?说得好听点是坦然面对,说得难听点是心如止水。
疫情之下,娃爸依旧正常上下班,甚至比平时更忙了。复活节假期也不得松懈。于是我毫无指望地继续独自一人带着仨娃宅家的生活。而这样的日子,我已经经历了快40天。这40天,我觉得自己把这辈子的饭菜都做完了;这40天,我觉得把这辈子的卫生都打扫完了;这40天,我觉得自己把这辈子的耐心都用完了;这40天,我觉得我硬把自己从亲妈修炼成了后妈。
过去,亲妈意味着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后妈意味着心狠手辣待娃。现在,亲妈意味着陪读吼娃高手,而后妈则意味着啥都不管放羊。
老大Mike的钢琴课早已改成了视频教学。说实话,视频教学的唯一好处就是自觉隔离了外人,剩下的全是缺点。他一个小时的钢琴课,我得把俩根本坐不住的小娃娃,关在房间里,免得他们时不时窜到客厅,打扰哥哥上课。我在房间里陪着他俩玩游戏,还要让他俩控制音量。4周岁的妹妹可以理解配合,2岁不到的弟弟正在terrible two时期,最会说的就是“不”,指望他能配合,简直是做梦。我边照看这俩,耳朵还要兼顾哥哥的钢琴课。听着老师在视频那头,动不动就“Nej, nej, nej, du spelar fel.”(不对,你弹错了。)我就得时时刻刻用我的洪荒之力压制住心头的怒火。可每次钢琴课结束,我都来不及跟老师打声招呼,因为我正忙着给抢玩具的俩娃调停。调停完之后,刚才的怒气被眼下的怒气覆盖,所以想要批评的对象很自然的从老大转到了弟弟妹妹身上。
于是这两三次钢琴课,Mike的效率极低。原本一次课可以圆满完成个七八首曲子,现在能完成两首就已经是极限。亲妈原本是要找个时间和他好好聊聊这个问题,找找原因所在。而现在精力完全顾不过来的亲妈,别说和儿子谈话的时间都没有,就连坐下来听他弹个琴的时间都紧张。不放养,能怎么办?我不是“后妈”,谁是?
他上着国内的编程网络课。我从来都没在他身边旁听过,也很少在辅导老师拉的家长群里互动打卡,上传孩子的课堂笔记,互动练习啥的。了解孩子上课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每周瞄一眼,老师用微信发来的孩子课上表现,答题正确率和作业完成情况的汇总表。所以,跟群里异常活跃的爸爸妈妈相比,我绝对就是个后妈,对孩子不管不问。
每周一,瑞典学校的老师会把一周的作业都布置下来。我也只有在周五晚上,能抽个空看看Mike的完成和上交情况。而白天他什么时候做作业,什么时候练琴,什么时候阅读,什么时候锻炼身体,完全他自己安排。本周是复活节假期,人家自己主动给自己放假。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我安慰,要让他学着自己规划时间,要让他劳逸结合。谁让我是个“后妈”呢?
说完大的,再说小的。
弟弟妹妹抱着在沙发上你侬我侬的时候,通常都是假象。因为转眼之间,俩人就会为了一个布娃娃或者一架玩具直升机,抢得鸡飞狗跳。而我如今修炼的境界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哪怕俩人折腾得你哭我嚎,哪怕那边老大都在大叫“妈妈,快来劝架啊!”,我依然能够吹吹大茶缸子上的热气,呡上一口水,再慢慢踱到出事地点。我不是“后妈”,谁是?
弟弟中午不睡觉,下午四点多开始闹觉,谁都没惹他,自己跟自己生气,一个人愣是哭了半个小时。期间,我鼓足勇气,做足了心理建设,问他要不要老母亲安慰一下。人家就算是哭得累到不行的情况之下,还屏足了丹田之气,对我来一句:“Nej!”(不要!)好吧,不要就不要吧。“后妈”坐得远远的,看你这小身板作天作地,作到何时!我不是“后妈”,谁是?
这边手头上突然有紧急事情要处理,立马麻利地安排好仨童工的任务:老大,你去做午饭;妹妹,你去帮哥哥打下手;弟弟,你拿着块湿巾给我擦地板。一个小时之内不要打扰我!我不是“后妈”,谁是?
当我忙完了自己的事情,重回客厅的时候,妹妹仰着小脸啃着苹果,弟弟闷着脑袋玩着电动火车,哥哥整了我们娘四个的午餐时,我突然觉得:亲情的力量就是血浓于水,无需解释。任你虐我千万遍,我却待你如初恋。作为母亲,为孩子们的付出,不用言语,他们都能感受到,他们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你。谁说你是后妈,你是如假包换的亲妈!
宅家的四十天,孩子们其实也到了自己的极限。弟弟妹妹时不时的小脾气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可这种自我隔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人心的焦虑大概率来自于未知。
眼下,瑞典的消极抗疫,甚至都让唯恐天下不乱的川普发声:“瑞典这么做是不对的。如果环顾世界,几乎所有实践过这种方法的国家都再次封闭,英国就是个例子。群体免疫,使瑞典深受其害。” 而瑞典的外交大臣回应说,特朗普的指责完全错误。“瑞典根本没有进行群体免疫。” 我们的安国师今天在媒体上直接开怼美国总统,也算是登上了人生巅峰的操作。说实话,如今对于我们这些在瑞典的华人而言,政府口头上承不承认群体免疫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实际行动就是如此。我们的安国师也从未否认过:面对这种疫情,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疫苗接种或者让大部分人口都获得免疫。否则,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它。国内的张文宏教授其实也从侧面佐证过:疫情之后,武汉可能是中国唯一具有高免疫力的最安全的城市。可再怎么样,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怎么想怎么都不是自诩为人权社会的国家应该做的事。
是啊,疫情凶猛,确实没办法阻止,只能缓慢的,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这过程既残忍又无奈。如今,北欧几国的疫情根本还没有完全控制住,连拐点究竟何时到来都无法预知的情况下,隔壁的丹麦和挪威,就已经在考虑复活节之后复工复学了。所以,我内心很绝望地猜测:特立独行的瑞典在未来就更不可能再有停工停学的抗疫政策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假若复活节之后,瑞典要求已经宅家的健康孩子重新回去上学,不得请假。我们做父母的,又该何去何从?到那时,还真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只能汇入群体免疫的大军之中!细思极恐!
或许,到那时,逼不得已,只能让孩子们重回学校的我,能做的惟有仰天长叹:“苍天可鉴!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不考虑孩子生命安全的后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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