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国家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作为其中的每一份子，你无法“离开”，必须直面。现代中国的经济变革无论因循守旧还是全盘照搬欧美，都难以成全，因此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正如作者所说“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构建’，是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下，对事实进行逻辑的铺陈和编制”。
在书中，作者带领我们游弋在历史的海洋中，通过对大量历史人物和时间的详细描述，让读者对中国近两千年来的经济史、商业史、企业史有一个全面了解，从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
中国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不同，因此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优越条件。同时，中国有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利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且从汉到清都沿袭着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模式，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这也是本书的内在叙述逻辑。
费正清曾告诫他的学生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弯曲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同时，他在《中国与美国》书中写到：“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以来，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因此，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因此，在这本书中，吴晓波先生让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成了叙事的主角。
根据商业经济的发展，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集权帝国的奠基期（公元前7世纪—公元588年）、“世界第一”的黄金期（公元589—1367年）和超稳定的夕阳期（公元1368—1869年）。
一、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在礼崩乐坏的公元前七世纪，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从国家战略层面发现了工商业的赢利性。“四民分业”有益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同时便于养成专业分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在放活微观的同时，管仲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方式达成——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的控制，实际上对每个人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几乎成了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辅佐越王勾践成为霸主的范蠡在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提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粮食价格的策略）、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除此以外，范蠡还提出了“待乏”的商业思想，并且强调薄利多销，加快资金流动。
——商鞅通过颁布《垦令》、建立军爵制度、统一度量衡和推广郡县制把变法分为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三个阶段。三轮变法长达十余年，循序渐进，丝环相扣，在经济模式上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虽然商鞅的治国思想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但是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
若以治国理念而论，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试验，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集权主义，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基本定型，管仲和商鞅如同钟摆的两端，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从没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桑弘羊操盘的是一个空前的帝国，他的经济思想更加系统、制度安排更加缜密。武帝和桑弘羊从产业、流通、税收和货币四个方面，推行了严密的整套体制改革，打造出一个高效、严酷的国营经济体系。除了以往的“盐铁专营”保障中央财政外，桑弘羊还创造性的通过“均输”和“平准”两个手段对流通产业进行国有化改造，建立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范蠡又进了一步。
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退化，造成国力衰落。
[if !supportLists]二、[endif]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在创造了科举制度和开凿了南北贯通大运河的隋朝，中国经历了400年的南北分裂后，重新统一，但在29年后却又丧失政权。取代隋朝的唐朝，是中国文明记忆总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唐朝前期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国际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7-8世纪的长安被称为“世界性首都”。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工商贸易中出现了两个前所未见的新人物——行头和牙人，行头表明工商业者开始出现组织化的萌芽；牙人则是由官方认定的职业经纪人（这与当时空前活跃的国际贸易有很大关系）。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造就了宋代的文明程度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在中国企业史上，宋代出现了众多制度创新：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企业诞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广泛运用定金制度，以及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阶层萌芽。同时，宋代在经济层面上的国有专营程度进一步得到强化，官商经济达到巅峰，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三、超稳定的夕阳期
14世纪中期，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文艺复兴运动拉开了帷幕，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世界时间”的钟摆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可悲的是，在东方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这一历史性变局。成熟的农业文明前所未有繁荣，中央集权制度历经千年打磨趋于精致，政治的专制化和独裁化达到新的峰值，“稳定”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对内，追求男耕女织；明代治国者对外，实施闭关锁国——那道转过身去的背影，成为未来400年的一个东方定格，中国将为此付出难以计算的代价。将明代的变化放之于全球环境中观察，貌似繁华的中国正飞驰在一条“反世界潮流”的轨道上：
当全球海洋贸易即将兴起的前夜，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海军的帝国却选择了自毁战舰和内向封闭。
“家纺户织”的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工业革命的火星无法从棉纺织也中迸发出来。
市镇经济的发达让城市化步伐全面停滞，而欧洲自由城规模越来越大，终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
在东方，君权制度更加强悍和专断，而西方公民社会胚胎出城，宪政思想逐渐成共识。
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刻，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以一种非常突然地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放，中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9�I������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