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本该是一个狂欢的世纪，上帝彻底的走了，带走了愚昧和束缚；科学凶猛的来了，带来了财富和自由，国王和贵族被一次次革命推翻和赶走，布尔乔亚正式的宣告了自己的时代彻底的到来。不过令人疑惑的是，19世纪的人们反而变得比100年前更加的穿着保守，神情紧张。过去充满激情和花样的街道与戏台变得死气沉沉，行色匆匆。好像都在害怕着什么。这一切恐怕只有刚刚脱离仆从，不再卑微谄媚的演员看的最清楚——时代变了，变得让人看不懂，人们看不懂了，所以害怕。
台上台下
“喜欢专制吗？”“不喜欢，但不反对，至少它有秩序。”儿童幼小的人格里对眼花缭乱不予抗拒，好奇心会把它推进混乱的世界，甚至在心智没有开疆拓土的原始情感地域，它们在支配儿童成为一个混乱的制造者。当混乱开始反馈，直接意味儿童的糖果和伤口将在混乱之下丢失和铭刻，最早的心智成长模式开启了。人格就此分化，从混乱中刨去无法感知和干预的，留下可以被知识，塑造那一部分，制造秩序，成为自己离开摇篮的凭借，或者换个说法，把摇篮的边界扩充到自己的人格所能走到的地方，但此时抬头一望，前方更多的混乱和未知还在等着他，自己所刚刚扩充的摇篮，只是无序大海中四处漏水的一叶小舟。“难得的好机会，一起来冲浪吧！”“不，我怕淹死。”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把更多还在田园摇篮中懵懂着的人们直接甩进了无序之海，对于大部分只有目视之内的眼界的人来说，这个名叫大都会的大海太过危险，也许自己一个看似敞开心扉的举动，都叫做露出弱点，别人敞开心扉的举动，被叫做趁虚而入。那是一个在公共场合里没有“相信”的生存空间的时代。相信只能在家庭和戏台上生存。不过还有小部分人，他们似乎天生就具备一种勇敢，他们像被众人要求的演员一样，在戏台之下敞开了心扉——对于大多数在黑暗森林中扑灭火堆，宁愿瑟瑟发抖也不远生火取暖的人们来说，这些人闪着光，发着热，他们看到了似乎是已经被杀死的上帝的模样。他们迅速围了过来，和勇敢者站在一起，似乎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发光的人。这个时候，人们完成了一个公共角色分工：大多数人坐到了台下，他们把自己因为无法战胜恐惧和未知而不敢敞开的人格，交给了台上的人；而台上的人，他们勇敢的敞开着心扉，让台下的人大家看到并且相信，这和我的真实情感是一致的，可以把这个不断在生长，总是想要从公共与私人情感的隔墙中钻出来，令我苦恼的人格交给台上的人，让他代理我的人格。台下为外面无序的世界焦虑的人们开始有了一些安慰。
无法改换的脸谱与无法相容的符号
当台上的尽情展现成为19世纪布尔乔亚新的生活内容之后，他们发现，这个被万众瞩目的角色也在改变着他自己。哲学家们沉静善思，观察公众却并不将自己置于公共人之列，他们毕生心血的思想，打包带给布尔乔亚的公共人们，并将他们从公共领域这个窗口传达下去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些要求辨证看待的理念一旦需要借助自己的人格公之于众，带来的结果是大众将看到他的人格和他的理论一样变得不可捉摸。不可捉摸，意味着混乱，混乱，意味着这个过去追随的布尔乔亚将会和大众的希望背道而驰，他们会马上抛弃这个失去光芒，和恐惧融为一体的人。为了不失去他的追随者，布尔乔亚开始将思想与人格静态绑定，而他们公共化的“私人人格”也变得静态，抛弃了不确定的原始情感，公共化的人格也早已不是真情流露。抛去思辨，留下定论，哲学家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在这时选择站到了民众一边。这看似是一个高尚的行为，然而无论从动机还是结果来看，这样的行为都充满了无奈的自私。人类第一次全民人格公共化的尝试，被布尔乔亚那无法改换的脸谱带向了20世纪。
如果说人格公共化的代理人结构带来的对于布尔乔拉来说只是一个苦恼的话，当这个公共结构开始影响那些属于大多数的观众的时候，灾难就来临了。不同理念的布尔乔亚将异化并僵化的思想面具带在脸上，看他们“脸色”行事的大众也开始效尤——不过方法简单而直接，寻找一切与这个布尔乔亚公共人给予的产生的符号相同的标志为同类，同时排斥一切不同于这一符号的他人，归为异类，然后消灭——而现实中很多集体的形成是反过来进行的，寻找不同类的那个进行对抗，共同对抗那个异类的人成为了同类。当一个“异类”消失以后，同类的存在反而受到了威胁，一定要再寻找一个异类出来，这个集体才会有继续存在的前提。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的布尔乔亚们带领的集体一直在寻找标志方面向他们19世纪40年代的前辈看齐，任何一个不同的标志都将会成为敌对的行为基础。最终，这样的集体成为了称作Gemeinschaft的钢铁战车，对抗，倾轧是他们的形容词。在Gemeinschaft之下，思想带来了大大小小的党派，党派开始争斗，开始夺取国家权力，开始以国家身份向全世界寻找他们的同类和敌人。当国家机器被Gemeinschaft支配的时候，清洗、屠杀和彻底抛弃人道的战争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所有人——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大众，看到了他们亲手造出的怪兽如何吞没了他们自己。
退回“小影厅”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Gemeinschaft战车仍在，人们却畏缩了。在巨大怪兽的膝下，人们颤抖着回到了家庭，他们不愿也不敢再群聚，他们成为了电视机前的看客，而过去活跃的布尔乔亚们依然在电视的那一头表演，但是人们不再将布尔乔亚的行为自我复制，而仅仅是观看，看他的演技，看他本人的生活，以一种风险最低的模式完成着自我需要的提取。最终他们如同白垩纪大灭绝之后的哺乳动物，从洞窟中钻出来看到的是巨大怪兽的尸骸。也许还会有人留念这个残酷却激昂的时代，但是告别毕竟到来，未来也许将会是属于幸存者的新时代。
最近由于众多优秀的国产电影，我和友人频繁出入各大影院，和家乡那动辄可以坐上千人的影院相比，城市里的影院却被分成了一个一个礼堂和教室大小，最多仅能容下200多人，最少只有区区数十人的座位。仿佛一个巨大的怪兽正在悄悄的被肢解。肢解的行动来源恐怕不是表面上的提高观影体验，而是另一种恐惧所带来的后遗症——关于公共人格的恐惧，也许只有把公共空间一分再分，一隔再隔，直到它绝不会再复活为止。尽管距离怪兽上一次的大破坏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是这种余悸已经在信息网络疯狂生长的新时代里，裹挟在了人们的潜意识中，当人们发现网络的便利和对公共人空间性要求的消失之后，埋葬怪兽成为了更顺理成章的事情。时代变了，变得不需要同一个内在人格表达的窗口了，每个人都是演员，每个人都是观众。公共空间如同怪兽死去后庞大骨架遗留在世间的驱壳，人们还可以在那遮风挡雨，但它已经没有了生命。至于怪兽诞生的根源——不确定，恐惧不安，需要上帝？不需要了，新的人类，是内心强大的英雄，是技艺精湛的演员，他们的人格，不是支配他们的人偶，是随意使用的面具，在从未终止过的人类间的竞争与妥协中，他们在创造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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