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开始反思自己的ICU操作，他逐渐把注意力从肺部移开，开始研究大脑障碍与肺部重症的关系，同时，他也从刚接触的器官移植技术当中获得了启发。
在接受肺部移植的技术培训过程中，埃利惊讶地发现，其他的移植医生能跟他的病人聊家庭、聊爱好，甚至知道病人的孩子即将高中毕业，而这种深度的医患关系在当时的ICU里几乎是绝迹的。
对埃利来说，对病人的了解可能仅限一张索引卡，他们只是病床上的7号患者。
和ICU的患者不同，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需要进行更多筛查。
除了病史，医生还需要知道他们的个性特点、职业背景、生活状况以及家庭支持系统等等。
由于器官移植后还可能会出现排斥反应，病人和医生都知道未来会有新的一系列问题要解决，医生也需要确保患者的家庭能一直提供支持。
在这种深度和长期的接触后，埃利开始重新看待自己的患者，他们不仅仅是患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埃利意识到，器官移植虽然只针对一个器官进行手术，却需要看见患者的全部世界。
而和器官移植的过程相反，ICU的危重症医生只看见衰竭的器官，看不见完整的病患。
埃利说：“作为他们的医生，我一直很关心他们，并希望自己能竭尽所能救治他们，可我却把他们当作是没有生命的对象来对待。”
他和患者的关系是人和物品的关系，患者只是“一组要修复的器官和要解决的问题清单”。
他的第一位器官移植患者叫马库斯，马库斯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导致血液在心脏的流向不正常，没有流经肺脏获取氧气便直接流往身体各处。
由于血氧奇低，仅有65%，马库斯浑身发蓝，颜色像褪色牛仔布。
要知道，一般血氧低于90%，医生就会开始进行干预，而马库斯却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这样顽强地生活着。
他和妻子一起，来向埃利寻找帮助，而埃利看到马库斯，突然第一次感到自己没有资格为这个人的余生负责，但还是让他们回去等待移植。
埃利相信马库斯是他第一次以完整的人来看待的患者。
后来，埃利守在成功手术后的马库斯身边，调整呼吸机参数、血压药物、镇静剂、抗生素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
埃利不再只是想马库斯活下去，他还知道，马库斯一直希望能去山上远足、去跳伞，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
他持续跟踪马库斯的新生活，发现让马库斯最开心的事情是那些他以前没有想过的生活琐事，比如和孩子踢足球。
埃利的研究还发现，他们以往认为处在深度昏迷状态下的病人是没有意识的，然而实际上他们会有很多奇怪的幻觉。
这些幻觉包括自己被外星人袭击、被蛇群包围、监护器变成了美洲豹等等，这些都造成了之后的谵妄。
更严重的是，通过对麻醉患者的脑电检测，发现ICU常用的镇静剂方案对患者大脑可能造成了损伤。
有些患者的脑电波水平线，麻醉后变成了一条几乎没有电活动的长线，活动几乎降到了0。
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仅是昏迷，而是沉到了意识的海底，也就是濒死状态。
病人告诉埃利，“接受机械通气让我以为自己要淹死了。你们要把我沉到水里，把我淹死。”
这种感受，实际上就是麻醉造成大脑损伤的反映。
医学证实，一个没有脑部疾病的人也可能会患上痴呆，而ICU导致的痴呆，可能就与深度镇静的过度压制脑活动有关。
埃利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也就是醒来—呼吸疗法，也叫ABC疗法，还有最大化靶向镇静和减少神经功能障碍，也叫MENDS。
这两个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原理很简单。
ABC疗法，就是减少给患者的镇静剂用量，甚至每天都允许他们醒来一会儿，同时呼吸治疗师也每天定时关闭呼吸机，允许病人自主呼吸一会儿。
MENDS，就是改变ICU的常用镇静剂，从镇静效果更猛的药，换成昏迷程度不那么深的药。
通过实验后，医学界发现ABC疗法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存活率，ICU患者康复出院后一年内的存活率从44%提高到了58%。
从器官移植开始，埃利开始研究到底为什么自己会给病人带来那么多伤害，并且开始走向ICU文化的变革之路。
他的变革核心，就是要让病人感受到更多作为人的尊严，重建以人为本的ICU文化，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遵循科学，发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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